康熙帝如何将磨刀石提升至国宝地位：松花石砚的历史转变

“砚德清风——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用砚精品展”以8个单元展示了清代宫廷藏砚140余件和30余件辅助展品。其中，开篇第一单元即为“松花石砚——色绿而莹 文理灿然”。可以说，松花石砚走入宫廷，乃至于成为大清国宝，实在是有一段历史可谈。

松花石瓜池砚

清康熙，长15.6cm，宽10.5cm，厚1.4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松花石砚，又名松花砚、松花玉、砥石砚、绿石砚、乌喇（拉）石砚等。康熙帝制作松花石砚是以他学习儒家文化以及治国方略并转向文治为背景的。

康熙十年（1671），一批通熟儒家经典和历史知识的官员被任命担任经筵讲官，并从翰林院选出十人充当日讲官员。康熙帝身边也常有文人学者，便于他学习传统文化。此前的九年，清廷曾特旨召对继承晚明著名书法家董其昌书风的江苏松江人沈荃指导皇帝练习书法。十六年设立南书房后，康熙帝身边常有内廷翰林侍值。南书房的基本活动是讨论经史、研习唐诗，先由皇帝亲自讲说儒学著作，次日皇帝复诵前一天内容，开讲新的部分，并阅读史书以及古文。配合讲经读史，还有诗词欣赏与创作以及书法练习。康熙帝对于汉族的儒家文化兴趣浓厚，作为文房用具的砚台又是书法练习的必备工具，康熙帝喜欢甚至研究砚台也就很自然了。

嵌蚌池松花石砚

清

长17.5cm，宽11.5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三藩叛乱期间，京中的康熙帝一方面指挥平叛，另一方面认真研习汉族传统文化，寻求治理国家的良策。当康熙二十年三藩平定后，已经深谙儒家文化的康熙帝，便从以武定天下转向了以文治天下。康熙帝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深厚的汉族文化修养赢得了汉族的拥戴，通过文化认同换得汉族的政治认同。以此为背景，松花石砚被康熙帝“发现”了。

关于康熙帝制松花石砚，最详细的资料出自康熙帝本人的《制砚说》，其全文如下——

盛京之东砥石山麓，有石垒垒，质坚而温，色绿而莹，文理灿然，握之则润液欲滴，有取作砺具者。朕见之，以为此良砚材也。命工度其小大方圆，悉准古式，制砚若干方，磨隃糜试之，远胜绿端，即旧坑诸名产亦弗能出其右。爰装以锦匣，胪之棐几，俾日亲文墨，寒山磊石，洵厚幸矣。顾天地之生材甚伙，未必尽见收于世，若此石终埋没于荒烟蔓草而不一遇，岂不大可惜哉。朕御极以来，恒念山林薮泽必有隐伏沉沦之士，屡诏征求，多方甄录，用期野无遗佚，庶惬爱育人材之意，于制砚成而适有会也。故濡笔为之说。

该文未具写作时间，收入《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而收入此集的文章系康熙二十二年至三十六年所作，则《制砚说》的写作当也在这一时期。同理，康熙帝御制砥石砚亦应在这一时期。那么，康熙帝见到砥石更具体的时间是何时呢？

松花石桃式砚

清康熙

长6.7cm，宽6.4cm，厚0.8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康熙帝出关东巡盛京，展谒太祖福陵、太宗昭陵以及列祖永陵（在辽宁新宾），共计三次。首次在康熙十年（1671），第二次在康熙二十一年（1782），第三次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第三次东巡已经出了写作《制砚说》的时间范围，第一次东巡时间离得太远，加之在盛京住了五天后立即陆行奔赴吉林边防，似无暇考察山水物产，不大可能“发现”砥石。

而二十一年二月至五月间的第二次东巡，离写作《制砚说》时间最近，特别是这次东巡以平定三藩之乱祭告祖先，康熙帝心情愉快，途中不断行围打猎，东巡期间在盛京附近盘桓八天，然后前往吉林乌喇视察，抵达后还登舟泛松花江，归途亦很轻松。第二次东巡历时80天，较首次东巡的历时50天多出一个月。因此，我们推测康熙帝在二十一年东巡时，关注到砥石。

松花石旭日东升池砚

清乾隆

长12.5cm，宽10cm，厚1.5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砥石，即磨刀石之意。本为“砺具”之材，康熙帝因其“质坚而温，色绿而莹，文理灿然”，视为良砚之材。经康熙帝制砚研墨，发现远胜绿色端砚这样的名砚，康熙帝还认为即使其他品种的名砚也超不过砥石砚。康熙帝还以此为喻，说明发现人才之难以及重要性。

康熙帝如此喜爱砥石砚，后来再出关就会进一步关注砚材。康熙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到十一月十三日，第三次东巡，历时三个半月。这次东巡告祭祖陵，是因为平定了准噶尔蒙古。康熙帝心情愉快，出发绕道蒙古，抵达科尔沁，然后转向吉林，一路行围狩猎，还在松花江掷网捕鱼，从吉林南下赴盛京举行告祭礼。康熙帝大量赏赐大臣松花石砚出现在四十年代，或许与康熙帝第三次东巡有关，第三次东巡后的三年多，康熙帝极力推崇松花石制砚技术和艺术观赏性并扩大制作规模，制作出了大量的松花石砚以供赏赐之用。

《康熙几睱格物编》有“木化石”条，记述——

黑龙江、乌喇等处，水极凉。河中尝有木化为石，形质与石无异，而木之纹理及虫蠹之迹仍宛然未泯。或有化石未全，犹存木之半者。以之磨砺刀箭，比他石为佳。又鹿角、人骨亦能变石，造物之巧，种种化机，非意想所能及也。

应是康熙帝东巡时在乌喇等处考察石材，发现了木化石，得知“以之磨砺刀箭，比他石为佳”，由此推测他对于松花绿石的考察亦应与此同时。

雍正款松花石砚

清雍正

长11.9cm，宽8.2cm，厚1.3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词林典故》卷四记载，康熙三十八年，帝赐陈元龙“内制松花绿石砚一方”。陈元龙较早得到松花石砚，也较早论述对松花石砚的看法，他在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奉旨纂成的《格致镜源》中指出——

我皇上得松花江之砥石山石，赏识其佳，创自圣心，命工创制为砚。用佐玉几挥毫，间以颁赐词臣。温润如玉，绀绿无瑕，质坚而细，色嫩而纯，滑不拒墨，涩不滞笔，能使松烟浮艳，毫颖增辉。昔人所称砚之神妙，无不兼备，洵足超轶千古。砚虽一器，而上圣格物，山岳献琛，于此可验。

我们需要了解清宫制作砚台的情形。清廷内务府直接为帝后及皇室服务，造办处是内务府的下属机构之一。康熙朝内务府造办处有二：一是武英殿造办处；一为养心殿造办处。养心殿造办处承办宫中各项活计，留下了活计档。然而，活计档从雍正元年开始，此前没有专门档案。不过雍正朝开始的活计档，会涉及康熙朝造办处的事情，给人们留下一鳞半爪的记载。目前可以得知康熙朝造办处的情形是，造办处于“康熙十九年（1680）设立，专门负责制造、修理、保管帝后及宫廷需用的各项器物”。

“初制，养心殿设造办处，其管理大臣官员无定额，设监造四人，笔帖式一人。康熙二十九年增设笔帖式一人。三十年奉旨：东暖阁裱作移在南裱房，满洲弓箭匠亦留在内。其余别项匠作倶移出，在慈宁宫茶饭房做造办处”。

雍正款松花石砚

清雍正

长12.5cm，宽8.4cm，厚1.2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当时养心殿造办处从东暖阁迁出，移在南裱房，殿内尚有弓箭作，“别项匠作”移到慈宁宫茶饭房。可知造办处之下设置承办活计的裱作、弓箭作等匠作。

“三十二年设立作坊，不知设了哪些作坊。三十五年设立玻璃厂，四十四年、五十七年原修书处砚作、珐琅作改归养心殿”。所谓“原修书处砚作”，则涉及另一个造办处——武英殿造办处，该处康熙十九年（1680）设立，雍正七年（1729）改名修书处。

因此，四十四年之前，武英殿造办处设有“砚作”，康熙帝最初御制的松花石砚应当是武英殿造办处“砚作”的作品。四十四年（1705）之后，归入养心殿的“砚作”继续为康熙帝生产松花石砚等砚台。

乾隆帝将皇祖的制砚与研学纳入砚史。乾隆四十三年（1778）奉敕所撰《钦定西清砚谱》是主要依据宫廷旧藏对中国砚史进行的一次系统性整理，它确立了新的砚史统系。该书《凡例》称：

洪惟我朝发祥东土，混同绿砥，德比玉温，琢砚进御，经列圣暨皇上御题者甚富，谨择其质良制佳者，谱诸附录之首，以见文运肇兴，扶舆彰瑞。

松花石砚

清

长8.2cm，宽7cm，厚0.8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该书将清朝皇帝钟情的“绿砥”松花石砚作为附录之首刊出。虽说是“附录”，有谦逊之意，但实际上是说这些御砚不能等同于其他的砚，既然松花石砚砚史无载，则以“附录”形式新作砚史。康熙帝制作的“绿砥”，反映了清朝的“文运肇兴”。《西清砚谱》卷二十二《附录》有康、雍、乾三帝御题的松花石砚共计6方，前两方砚松花石双凤砚、松花石甘瓜石函砚为康熙帝御题，第三方为雍正帝御题，后三方则是乾隆帝御题。《西清砚谱》流传至今，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权威性的砚谱，而我们认识松花石砚，则首先从该谱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