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靖探秘】文物志第八篇章：历史遗产的璀璨印记

曲靖文物志

（八）

开栏的话

有人说时间稍纵即逝，看不见摸不着，可我们能看到，时间留下的形状，我们能触摸时间留下的痕迹。乌蒙磅礴、群山叠翠、山雄水秀、宝藏丰富、文化璀璨，在曲靖这块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这片充满传奇而又充满希冀的热土上，千百年来，前人走过的路我们这样看见。从即日起，曲靖发布推出《曲靖文物志》专栏，带你穿越时空，看看什么样的物件和故事都留存在了时间里。

曲靖的古墓葬分布很广、数量较多、形制丰富。尤其是曲靖的青铜时代墓葬和“梁堆”墓有着独特而重大的历史与考古价值。前者极大地丰富和突破了人们对滇文化的认识，后者则为南中大姓，特别是爨氏家族活动以及爨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小布今天带你了解

曲靖古墓葬的土坑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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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塔台墓群

位于曲靖市麒麟区珠街街道三源村委会董家村东200米处的东山山脚缓坡地带。墓群由8个彼此相连而又相对独立的椭圆形封土堆组成，总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

八塔台墓群自清代以来就见诸地方志书记载。据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南宁县志》载：“八塔，在城东北二十五里五台山下。相传为蜀汉武侯所建，镇地脉者。”清咸丰二年（1852）《南宁县志》亦云：“八塔，在城东。《府志》汉诸葛武侯建，以镇地脉。” 1977年秋，董家村农民烧砖瓦取土时发现青铜器数十件，曲靖地区行政公署文化局、曲靖县文化馆得知后，及时上报云南省博物馆。同年11月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对一号堆进行清理，清理面积76平方米，发现5座青铜时代墓葬。1978年12月至1982年12月，文物工作队对二号堆进行了6次考古发掘。二号堆是一个从生土面上自下而上人为堆积而成的大型土墩。土墩东西长52.2米、南北宽28.2米、高11.8 米，总面积达1472平方米。6次发掘面积780平方米。发掘中土墩上部清理出宋、元、明时期的火葬墓304座；下部清理出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的竖穴土坑墓和封土堆墓 348座。

2015年 7月至 2016年 6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曲靖市文物管理所、曲靖市博物馆、曲靖市麒麟区文物管理所对八塔台墓地二号堆进行第7次发掘。发掘面积为490平方米，发掘平均深度近5米，共清理青铜时代墓葬343座，出土各类随葬品485件（套）。同时清理墓祭活动面及其他活动面 38处，揭露并清理墓地南部区域大型护坡遗迹1处。

综合发掘情况得知，八塔台墓群墓葬形制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坑长2～2.5米、宽0.6～1米、深0.3～1.1米。墓向大致为东西向，多为70°～96°之间。墓中人骨已经腐朽，仅有少数痕迹残留。葬式为仰身直肢葬，葬具已朽坏。较大的墓如M69长3.9米、宽2.3米、深0.8米，M92长4.6米、宽3.8米、深0.8米。墓坑较为规整，棺木为头端略宽足端稍窄的长方形棺。从板灰痕迹可以看出有棺椁。少数墓有二层台。封土墓在云南同时期的墓葬中属首次发现，共计16座。墓略呈椭圆形，头端大足端小，封土用筛选过的泥沙土分三、四层逐层拍打抹光滑，较为坚硬。此类墓葬除有封土外，其他与竖穴土坑墓并无较大差异。

八塔台墓群出土器物有陶器、青铜器、铜铁合制器、铁器、铅器、玉器、玛瑙器、蚀花肉红髓石器、琥珀器、绿松石器、石器，共计11类，约2000多件器物。陶器一般放置于墓主人足端或下肢两侧；青铜兵器剑、戈、矛多放在右侧或左侧胸、腰部位；装饰品多放在死者生前所佩戴的位置。兵器有铜戈、剑、剑鞘、矛、镦、啄、弩机、箭镞、臂甲、铜柄铁剑、铜骹铁矛和铁剑、矛、镞、环首铁刀，以及铅弹丸、陶弹丸等；生产工具有铜削、斧、凿、铜范和铁斧、凿、锯、镰及陶纺轮等；生活用具有釜、鍪、斗、罐、壶、洗、镜、印章和铁釜、陶鼎、碗、钵、豆等；装饰品有铜圆形扣饰、动物形浮雕扣饰、带钩、镯、管形排饰和玉镯、玉耳环、玉珠管、玛瑙扣、玛瑙管、蚀花肉红石髓珠、陶珠等；乐器有铜鼓、铃等；钱币有五铢钱、大泉五十、大布黄千等。青铜短剑、戈、矛、环首铁刀、铜釜、动物形扣饰以及陶鼎、陶罐、陶盘等为常见器形。

出土器物中有一部分为本地铸造，这从出土铸造弹丸的铜范与铅弹丸能得到相互印证。随葬器物中有部分精品重器，一方面体现了当时精湛高超的青铜冶炼技术，另一方面展示出较高的艺术造诣。如剑鞘，镂空铸造，通体纹饰以蛇形纹为主题，游走穿梭其间，蛇首彼此顾盼，神态可掬，灵动迂回，堪称艺术精品。铜鼓，介于云南早期铜鼓万家坝类型与石寨山类型过渡之间，具有较高科研价值。陶鼎，带有三足，器物主体为平底和圜底的夹砂陶罐，泥条盘筑，附加三支锥形实足，为烹煮食物的炊器，分罐形鼎和釜形鼎 2类，此类陶鼎仅流行于曲靖盆地，是曲靖青铜时代所特有的物品。玉器、玉器原料和废弃料的发现，说明曲靖早期的先民们已经掌握了高超的玉、石器开采和加工等技术，能够生产制作出精美工艺品， 充分地反映出发达的经济和丰富的文化生活。

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的形态变化以及器物组合关系，可将八塔台墓葬划分为四期。一、二、三期器物形态及组合关系都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到了第四期铁器工具、兵器大量出现，五铢钱、铜镜等一些中原地区常见的器物大量涌入，整个文化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第一期陶器釜形鼎，形制与横大路第一期所出器物一致，年代应为春秋早期；第二期年代约为春秋中晚期；第三期大约为战国至西汉早期；第四期的墓葬中出土的五铢钱属西汉武、宣、平、昭时期的钱币，同时出土新莽大泉五十、大布黄千钱等，据此推测年代大约为武帝元年至新莽时期，即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早期。

八塔台墓群是滇东地区曲靖盆地一处重要的墓地。从生土面上开始营造墓地，层层叠压，往复循环，数墓相垒，最终形成了一处春秋至两汉以及宋、元、明时期的大型古代墓葬群。墓地延续时间长，叠压、打破关系复杂，在同时期墓葬中表现较为罕见。丧葬形式较为独特，文化特征明显。八塔台墓群对研究曲靖古代地方历史文化，尤其是印证古代“劳浸、靡莫”族属及其生活具有重要的价值。

2006年 3月，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恒横大路墓群

位于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横大路社区德庆堡村民小组西南约50米处。墓地地处曲靖盆地西南边缘台地，地势西高东低。墓地呈椭圆形。东西长约90米、南北宽约40米、高约8.1米，面积约3600平方米。

1982年文物普查时发现，采集到1件青铜戈。1997年7月，修建曲（靖）陆（良）高等级公路时发现一些青铜器、陶器。同年12月12日，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市文物管理所、曲靖市麒麟区文物管理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墓地西部靠近公路被破坏的部分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清理青铜时代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葬 188座，其中，封土堆墓3座，均为小型墓。

横大路墓地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墓。墓口长2.2～2.8米、宽0.5～1.2米，墓口距墓底深0.1～1.9米，最大的墓口长3.4米、宽1.3米、墓口距墓底深1.9米（M123）；最小的墓口长1.7 米、宽0.4米、墓口距墓底深0.3米（M151）。墓穴头端略大于足端，填土均为红褐色土。多数墓葬没有发现葬具，仅有少数墓葬残存有长方形木板灰痕，应为木棺。墓葬处在酸性红土之中，骨骸多已腐朽，葬式不明。部分墓葬可从耳玦、手镯、扣饰等装饰物品，铜剑、戈等放置位置以及头、足两端随葬品的距离等综合因素推断为仰身直肢葬。

封土堆墓3座，平面呈椭圆形，为东西向，西端较宽、东端较窄，封土堆的大小不等，较大的封土堆墓周长达20多米，残高约为1米；小的周长约10米，残高约0.5米。封土堆的表面有一层厚0.1～0.15米，经过筛选的黄色纯净细沙，夯筑形成一个硬壳，其下为夹炭屑的红褐色熟土。有的封土堆下有1座或数座竖穴土坑墓，有的封土堆下无墓穴、尸骨及随葬品，仅有夹炭屑的熟土。出土随葬品为陶器、青铜器、铜铁合制器、铁器、玉器、木器、皮革器、骨器等8类，约700余件器物。大多数墓葬以随葬的陶器最富特色，陶器种类的变化比较明显，以随葬鼎、罐、盘和鼎、罐两种类型的墓较多。少数墓葬既随葬陶器，同时也随葬青铜器、木器、玉器等装饰品。随葬品的放置有一定的规律，陶鼎、夹砂罐、尊等炊器、大型泥质陶罐等容器多置于足端和左侧；小陶罐、陶盘等食器置于头端；铜戈、铜剑等兵器置于墓主人左侧；玉耳玦、铜手镯、铜扣饰等装饰品置于墓主人生前佩戴的位置。依据墓葬形制以及随葬品种类的变化将185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分为5类。

横大路墓地出土的陶器富有地域特色，完全为手制、泥条盘筑、慢轮修理。部分器形较大的器物和陶鼎，分别制作后拼接在一起。陶色以灰褐色为主，同一件陶器出现陶色不均的现象，是烧制过程受热不一致所为。陶鼎和夹砂陶罐用作炊器，陶色较深，为灰褐色，在器物的外壁以及口沿内残留有较厚的烟炱，说明是当时的实用陶器。红陶盘火候较低，烧制较为粗糙。陶器的烧制方法可能为露天堆放烧制，没有入窑烧制。陶质可分为泥质和夹砂两类，夹砂陶器常见于用作炊器的鼎、侈口罐、尊等。泥质陶与夹砂陶截然不同，陶泥经过简单的淘洗，较为细腻，泥质陶器多为盛容器，见于大喇叭口罐、壶、豆、盘和小陶罐。多以素面为主，纹饰常施于泥质陶器的口沿、肩、腹、底部。夹砂陶器上除镂孔外，没有其他纹饰。

横大路墓地随葬的青铜器数量较少，残缺不全。兵器有戈、剑、矛；生活用品有削以及装饰品、扣饰、手镯、针形器等。其中部分精品标志着当时青铜冶炼、铸造的科学技术和雕塑艺术的水平。如M40出土的圆形扣饰，通体纹饰，中部为兽面浮雕凸起，眼睛圆鼓，鼻梁高挺，附有胡须，依次由里向外装饰锯齿纹、菱形纹、九条蟠螭纹，边缘饰羽纹，其外饰栉纹一周。背面有矩形齿扣，存留有木栓。

横大路墓地分期以陶器为主，依据器物形态和组合关系变化，分为四期。年代为春秋～汉代。

横大路墓地是曲靖盆地一处重要的青铜时代墓葬遗存，墓地与八塔台墓地属同一文化范畴，证明是春秋、战国时期在曲靖盆地生活的早期人类所留下的遗存，墓地出土陶器丰富，器型完整，较为典型，充分体现出独特的文化特点，为八塔台考古学文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012年 1月，云南省人政府公布为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

水城古墓群

位于会泽县城北约 4000米处水城村大树山东坡和公鸡梁子南坡两山之间山腰以下的缓坡地带。墓群西至红九军团水城扩红遗址，东至水城小学，北至公鸡山采石场，南至水城村 5、6、7组村落北部。东西长约1200米、南北宽300～500米，面积约50万平方米。其中，在墓地西部分布有零星的墓葬，而在中、东部墓葬分布相对集中，为墓地的主要埋葬区。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现大量陶片开始，墓地多次发现古代人类活动遗物。2002年1～2 月，省、市、县文物部门对墓地进行专题勘探。2002年3～6月、2004年10月至2005年1月底，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市文物管理所和会泽县文物管理所等多家文物部门联合对墓地进行了 2次考古发掘。

2次发掘面积近 4000平方米，共清理墓葬40座。其中汉代竖穴土坑墓24座（M6未清理），明清小型土坑墓15座，火葬墓1座。此外，清理出灰坑4个、冲沟1条、沟槽3条以及房屋建筑遗址。墓葬处于北高南低的坡地上，墓多北高南低，墓壁多较规整。少数墓开挖于较破碎的砂岩中，墓口部分易崩塌而不太规整。因北壁较深，受坡地重力影响，部分墓北壁中段往往向墓内倾斜。墓葬大多数呈西北—东南走向，与山体的走向大体一致，而与近现代墓葬的南北走向截然不同，墓向多以西端为准，在265°～330°之间。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开挖于上部为红色黏性生土和下部为砂石的原生土石中。墓内填土为开挖墓葬取出的土石，多为夹细碎砂石的红褐色花土。除 2座长方形小墓外，其余 22座墓均为大中型墓。其中3座带斜坡墓道，墓道均位于墓室东端，墓道底端高出墓室底0.2～0.3米。3座带墓道的墓中又有2座有地面建筑遗迹及排水槽，这无疑是受到汉代“视死如生”丧葬习俗的影响而形成的葬制。多数墓四壁均有二层台，少数墓两面或三面筑二层台，除M1南二层台和M10西层台为生土二层台外，其余均为人工夯筑的熟土二层台，部分二层台外壁上仍留有挡土木板印痕。

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另有部分青铜器、铁器、银器、鎏金饰品及玛瑙饰品等。陶器主要有罐、釜、盆、甑、豆、碗、壶、仓、灶、井及房屋模型等，其中宽带形单耳或双耳的陶罐、敞口深腹罐、卷沿大平底罐、曲腹碗是地方文化的代表，也是出土陶器的代表；铜器主要有洗、釜、壶、甑、碗、镜、灯、带钩及钱币等；铁器主要有剑、削、釜、三脚架等；鎏金铜饰品有铜泡、泡钉、尊等；银器主要有银手镯；玛瑙饰品有珠、管等。随葬品中，房屋、仓、灶、井等模型明显有受汉文化影响的特征。

水城古墓群清理的23座汉墓中，22座出土了钱币。结合出土器物及其钱币，为墓地的分期和断代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水城汉墓共分3期。一期墓年代大约为西汉中晚期（大致为汉武帝晚期至昭宣时期）；二期年代大约为西汉晚期（大约为元、成、哀、平时期）；三期年代大约为西汉至东汉初期（王莽时期）。

从水城古墓群的墓葬分布范围、墓坑规模、密集程度、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类型、特征及文化内涵等诸多方面所提供的信息，表明今天曲靖北部会泽县在汉武帝置郡堂狼县（今会泽县）后，受汉文化的影响和冲击较大，当地居民接受了大量汉文化，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已进入了铁器时代。水城汉墓中既有小型墓，又有大中型墓，墓中随葬品的数量、质地区别明显，并出现了陶院落模型、陶井模型、铜车马饰件等，反映了社会贫富差别较大，出现了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姓或大户人家。小型墓中也出土了陶器或铜、铁器，表明墓主也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从上述现象分析，汉代堂狼县纳入汉王朝版图不久，就已进入封建社会，社会阶层主要为地主阶级和贫民阶级。当时社会中仍有奴隶、少数民族猎头、殉人等习俗的孑遗，这可从M21 中发现的人头骨和做挣扎状的儿童骨架看出。直至晚期墓葬中，仍保留了少量具有地方特色的随葬陶器，这也反映出汉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的融合是渐进的。水城古墓群对于全面认识会泽古代历史、文化、民族以及汉文化在曲靖北部的传播、影响，本土文化与汉文化的交融等均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

2003年12月，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六批文物保护单位。

黄泥堡墓群

位于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黄泥堡社区东北300米，地处黄（泥堡）罗（平）公路北侧。墓地呈椭圆形。南北长50米、东西宽27米、高5米，面积1350平方米。

墓群为1982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根据地层剖面观察分析，初步判断为与横大路墓群相同的一处青铜时代的墓地，特点是数百座墓埋在同一个地点，自下而上依次为春秋、战国、西汉、东汉。层层叠压，相互打破，高出地表数米乃至10余米，形成一个巨大的土墩。这一墓葬习俗对研究青铜时代的曲靖文化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墓地现保存基本完好。

2013年 5月，曲靖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

三宝五联墓群

俗称五联烟堆子。位于曲靖市麒麟区三宝街道五联社区三百户营居民小组五联小学内。现存土堆约呈圆形。南北长39.2米、东西宽27米、高出地表10米，面积约1100平方米。

1982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墓葬顶部开挖长2米、宽1米、深1米的探沟时发现大量陶罐碎片。碎片为夹砂灰陶，火候较低，陶片上有简单的刻画纹饰。在墓群底部外侧边缘采集到陶鼎足部、陶罐口沿等碎片。1987年9月，当地村民在墓地顶部修建水池时，在东侧距地表深1.2米处挖掘出部分青铜器，后经云南省博物馆鉴定，初步判断为类似于八塔台性质的墓群。

三宝五联墓群是曲靖市麒麟区盆地内发现的春秋至两汉时期的重要墓地，对研究曲靖以及周边地区青铜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此墓群周边不足1000米范围内现保存有银子山遗址、三宝城址，几乎同属一个时期形成的文化遗存，为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起到了相互印证的作用。墓群现保存基本完整。

2002年12月，曲靖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

大园子墓地

俗称杨家大园。位于师宗县漾月街道新村社区，西北距师宗县城约5000米。墓地所处区域南侧为丘陵高地，北侧地势低洼，现有湿地分布，湿地连子午河，河与南盘江支流九龙江相通，东侧为村落。墓地地势较高，上覆盖茂密林木，并分布有部分近现代坟墓。墓地外形呈近椭圆形土堆状。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约50米、高约5米，面积约5000平方米。

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考古调查中发现此墓地。2015年、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市文物管理所、师宗县文物管理所等文物部门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大园子墓地进行了2次科学考古发掘。发掘面积350平方米，清理墓葬402座，出土青铜器、玉石器等随葬品600余件（组）。

通过发掘得知，大园子墓地堆积方式独特，是由人工熟土不断堆筑而成的大型土堆状墓葬遗存。从发掘情况看，土堆内上下均瘗埋有墓葬。根据开口位置及平面布局关系，大致可分5～6层，其中最底层墓葬多开口于生土面上。发掘的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大多为西北～东南向，极少数呈西南—东北向。上层墓葬较为稀疏，但排列有一定规律。最底层墓葬数量较多，超过总数一半，因此分布密集，叠压和打破关系也较复杂。墓葬平面多呈长方形，少数略呈梯形或长条状，发掘中未见封土痕迹。发掘中没有发现大型墓葬，所清理的墓葬规模一般较小，墓坑长多在2米左右或2米以内，宽不到1米。部分墓葬中见有板灰痕迹，推测与木质葬具有关。因土壤腐蚀性强，人骨保存较差，仅在一些墓葬中发现少量肢骨和牙齿，葬式大多不明。从随葬品尤其是耳玦、手镯等遗物的位置看，被葬者头端一般朝向东南。墓地出土随葬品以铜器为主，另有玉石器以及少量木器和陶器。器类多见兵器、工具和装饰品。各层墓葬出土的随葬品风格大体相近，但组合及器形亦有一定差异，尤其是最底层墓葬变化相对更为明显，这可能和年代早晚有关。各墓所出随葬品的数量多寡不一，多的10余件，少的仅1～2件，另外还有少部分墓葬未出随葬品。兵器和工具多摆放于被葬者头顶或头部位置，也有的置于腰部或腹部附近，装饰品多位于生前佩戴位置。铜器均属青铜制品，有剑、戈、矛、锛、锄、削刀、镯、扣饰、铃、发钗、泡饰、珠子及夹状片饰等，其中有些器形和纹饰过去比较少见。剑大多为一字格剑，个别为镂空扁圆茎剑，一般沿剑身中线饰对称草叶状勾连纹。戈均为无胡戈，内部和援后部多饰牵手人物图案，也有的援部纹饰较特别，以往很少发现。矛长短不一，其中有部分曲刃矛形制颇有特点。削刀多单面范铸造，个别制作精良，柄部为镂空扁圆茎状。锄均呈叶形，竖銎，器身或宽或窄。镯往往多件甚至数十件成组出土，大部分都为条形环状，也有扁宽状的，后者外壁多镶嵌孔雀石或绿松石片。扣饰大多圆形，一种正面内凹，常镶嵌孔雀石片；另一种正面外凸，上施各种纹饰，个别呈立体的动物面具状。另有少量长方形和牛头形扣饰，其中 1件长方形扣饰周围饰动物雕像，为11只猴子首尾相连造型，十分精美。玉石器主要是透闪石玉和玛瑙等制成的装饰品，有玦、镯、扣、坠、管饰、珠子等。木器较少，有镯和珠子等，多已炭化。令人惊叹的是，63号墓随葬的 10余枚黑色小木珠出土时竟还散发着幽幽香味。

从墓葬形制和出土的器物看，大园子墓地具有鲜明的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的风格，由于发掘中未发现铁器、五铢钱等汉式器物，初步推测所清理墓葬的年代可能主要在战国时期，下限为西汉前期，即汉武帝开西南夷之前。就整个墓地而言，准确年代还有待今后更多的考古发掘来研究和确认。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大园子墓地在文化面貌上与滇池地区的滇文化、曲靖盆地的八塔台文化以及泸西石洞村和大逸圃等墓地均有着一定的联系。但总体而言，墓地堆积和埋葬方式独特，出土器物也具有较浓厚的地方特色。因此就性质而言，可判断大园子墓地是西南夷中某一古国或部族的公共墓地。从墓地规模及堆积过程看，当时生活在师宗盆地的这一古国或古部族，势力不可小觑。根据史料记载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师宗一带在战国、秦、汉时期很可能属西南夷古国之一的漏卧国范围。据《汉书》等史籍所记载，西汉晚期，漏卧国因与夜郎、句町等国发生战争而灭亡。因此，结合地望分析，大园子墓地不排除和历史上漏卧有关的可能。墓地对研究战国、秦、汉时期滇东、黔西一带土著青铜文化的构成和内涵，以及探索西南夷有关族群的历史文化等均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2020年7月，曲靖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

潇湘平坡墓群

位于曲靖市麒麟区潇湘街道平坡社区平坡村民小组西南村子边缘。墓地地处潇湘河上游，地形以山地为主。

1978年在墓地发现青铜器。1982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残存的土堆上发现大量残破陶片、五铢钱等。2001年11～12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市麒麟区文物管理所联合对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 110平方米。发掘清理竖穴土坑墓204座（其中6座为近代墓、198座为青铜时代墓）、灰坑6个、火葬墓5座。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从土墩上部至底部皆有分布，且分布密集。大部分墓葬相互间均有叠压或打破关系，墓口多已被扰动，底部墓葬打破生土，未见封土堆墓葬。198座青铜时代墓葬中，具有腰坑的墓葬2座，异穴合葬墓4座，未成年人墓葬3座。墓葬均为小型墓葬。墓口一般长1.9～2.85米、宽0.5～1.24米、深0.1～0.9米。多数墓葬头端距离稍宽于足端，墓壁较直，墓底平整。少数墓葬底部残存少量板灰痕迹，据此推断应有木棺作为葬具。墓葬中人骨均已腐朽，多数墓葬葬式不明。部分墓葬从耳玦、手镯、装饰品等摆放位置推断，葬式为仰身直肢葬。从随葬品摆放位置确认，墓向多为50°～240°，最大者270°，最小者130°。

墓地出土随葬器物的墓有125座，没有随葬品的墓有73座。随葬陶器的墓有72座，占有随葬品墓葬总数近三分之二。随葬器物依质地可分为陶器、青铜器、铜铁合制器、铁器、玉器、玛瑙器、石器、木器、漆木器等共计10类，约400余件。陶器一般置于墓主头、足两端，兵器、生产工具等置于墓底中部，玉耳玦、陶手镯、铜扣饰等装饰品置于墓主人生前佩戴的位置。随葬品以陶器居多，平底器为主，兼有极少圈足器，不见三足器。陶器器形主要有深腹大喇叭口罐、圆腹罐、壶、瓶、尊以及小罐、纺轮、手镯等。圈足器仅有2件，红陶盘亦较为少见。常见的陶器组合为 2罐（一大一小）。青铜器数量不多，主要有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钱币等。器形主要有无胡戈、矛、弩机、刀、削、斧、釜、鍪、带钩、马具、甲片、镶绿松石扣饰、圆形猴面纹扣饰、人面纹扣饰、圆形泡饰、钱币等。铜铁合制器有铜骹铁矛、铜柄铁剑。铁器有戈、矛、斧、凿、环首刀、釜、铁支架等。玉器均为装饰品，有镯、耳玦、管、珠。漆器均已腐朽，可辨出器形者多为耳杯。此外，尚有少量的石器、玛瑙珠、料珠等。

墓地随葬器物的差异表明墓主人的身份、社会地位已经产生一定分化，但拥有财富和权力的人，与平民百姓在血缘、姻亲关系的作用下，死后同处一地，层层叠压埋葬于同一墓地之中，文化现象类似于八塔台、横大路墓地。

墓地中共清理了6个灰坑。灰坑开口层位同属第3层下。平面形状为圆形和椭圆形两种，坑开挖相对较规整，直壁，平底。灰坑性质及用途可分为2类：一类为坑内堆积包含有炭屑、碎陶片，与当时的祭祀活动有关，或为“祭祀坑”；另一类坑内堆积包含物则以天然河卵石块为主，从坑口至坑底均有发现，且堆积无任何规律，是当时人们营造墓地、墓穴时有意开挖用以放置乱石的“积石坑”。

根据随葬器物形态、组合关系的变化及墓葬层位关系将平坡墓群分为四期。根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碳十四实验室的测定分析，平坡墓地第一期墓葬年代约为春秋中晚期；第二期墓葬年代为战国早期；第三期墓葬年代大约在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第四期墓葬年代为西汉晚期。

潇湘平坡墓群与八塔台墓群、横大路墓群具有相同的文化因素及特点，当属于同一文化类型。潇湘平坡墓地考古发掘，对于进一步认识、了解曲靖盆地早期青铜文化面貌，尤其是对验证《史记·西南夷列传》滇国“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这一重大族属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2005年 6月，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

朱屯墓地

位于宣威市凤凰街道朱屯村委会西南100米处。墓地分布区域近方形，边长100米，东与朱屯小学毗邻，北面和西面为村庄，南面临陡峭的土埂，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

1994年，朱屯小学平整操场时出土了青铜戈、青铜剑、铁斧、铁锸和石坠各1件。2003年宣威市文物部门曾在此开展专题调查和勘探，但因面积大，居民生产、生活扰动严重而无收获。

根据采集到的出土器物分析，初步判断朱屯墓地为一处汉代墓地。墓地处于曲靖区域的北端，东与黔西北交错，考古学文化面貌较为特殊，对研究两汉时期考古学区域文化形态、文化交流通道等诸多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2013年 4月，宣威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

苏家坡墓地

位于宣威市凤凰街道朱屯村委会苏家坡村第九村民小组村中心的缓坡地带上。墓地依地势由东向西随整个缓坡地带分布，总面积约为15000平方米。

1992年当地村民建房时挖出2件青铜鍪和少量五铢钱。由于五铢钱锈蚀严重，无法考证具体年代。2005年5月，村民在建设沼气池时又在出土青铜鍪的地点附近挖出了陶罐等器物。

根据采集的出土器物判断，苏家坡墓地为一处汉代墓地。苏家坡墓地与朱屯墓地相距约1000米，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一定联系，有待今后的进一步工作确定。苏家坡墓地面积大，所处位置特殊，从采集到的器物分析，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为研究古代考古学文化区域分布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2013年4月，宣威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

茨营奤山墓群

位于曲靖市麒麟区茨营镇吴官村委会奤山村东部紧邻龙潭河北岸。墓群南北长54米、东西宽28米，面积约1512平方米。

墓群为1982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1976年挖修龙潭河时墓地遭到破坏，面积约1500平方米。期间挖出约40千克青铜器，以兵器为多，包括箭镞、戈等，生产工具有青铜斧、锄等，出土器物均被卖到当地供销社。

墓地现存遗存呈长方形，东南端紧邻龙潭河。墓地地层堆积厚度约3米。在墓地东南部断面处，墓地文化层堆积清晰可见，从采集到的器物初步判断奤山墓群为一处汉代墓地。

奤山墓群是曲靖盆地重要的汉代文化遗存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价值，为了解秦汉时期曲靖人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2005年6月，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

薛官堡墓地

位于陆良县马街镇薛官堡村委会薛官堡村西南部周家坟一带，分布面积在 2000平方米以上。

20世纪60年代以来，当地村民在村西南周家坟一带建房、筑坟、打井以及取土等活动中多次发现青铜器等遗物。2005年，省、市文物考古部门对周家坟进行了勘探，发现近百座古墓葬，初步确认此处为一处青铜时代墓地。为推动滇东高原“西南夷”时期的考古学研究，同时加强对墓地的保护，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并会同市、县文物管理部门，于 2012年、2013年对薛官堡墓地进行了2次科学考古发掘。

第一次考古发掘从 2012年6月开始，至8月中旬结束。共揭露面积555.37平方米，发掘分周家坟和唐家坟两个地点。周家坟发掘揭露面积322.5平方米，清理墓葬76座，其中除4座为明、清墓葬外，其余均为战国、秦、汉时期的西南夷土著文化墓葬。第二次考古发掘从2013年8月开始，至12月结束。发掘点主要在周家坟进行，揭露面积207平方米，清理墓葬49座，均为西南夷土著文化墓葬。此外，为探明墓地分布范围，2013年还在附近的大石头、乱坟岗等几个地点进行了小面积的试掘，发现少数明、清墓葬。周家坟和唐家坟两个发掘地点的发掘按探方进行，探方为5×5米，采用象限法布方。

通过发掘得知，薛官堡墓地发掘区域地层堆积较为简单，除周家坟发现点发现一些早期地层外，大部分都只有厚 0.2～0.4米的近现代耕土层和扰土层，其下即见墓葬开口和黄褐色生土。早期地层不太均匀，大致有 1层。有墓葬打破此文化层，也有墓葬开口于此文化层下。墓葬多为竖穴土坑墓，以长方形为主，少数略呈梯形，有的四角略显圆润，M168略显特殊，平面呈平行四边形，其中一角还呈刀把状向外凸伸。墓向大多呈西北—东南向，少数近东西向，分布密集，叠压和打破关系复杂。墓葬均带墓道，除 M168等个别墓葬发现残存封土外，一般都不见封土痕迹。墓坑壁大多较直，少数带生土二层台。由于遭晚期破坏较为严重，现存墓坑深度超过 1米的很少，有的甚至仅剩几厘米或10余厘米。填土一般为红色土或灰褐色土，土质较疏松。少数墓坑较大者填土由黄褐色土、红褐色土和白色膏泥土混合而成，十分坚硬致密。

墓葬中大多不见葬具，但也有一小部分墓坑下清理出板灰痕迹或炭化的木材，应与棺椁等木质葬具有关。因土壤腐蚀性强，仅在少数墓葬中发现一些人骨和牙齿。从残存的人骨以及部分随葬品的摆放可以判断，死者大多头向东南，以直肢葬为主。墓地各墓所出随葬品数量多寡不一，多者20件以上，少的仅1件。随葬品主要有铜器、铁器、陶器、玉石器、玻璃器、漆木器等，其中铜器均属青铜制品，数量最多，渐次为陶器、玉石器和铁器等。铜器以兵器、工具、装饰品为主，具体有剑、戈、矛、镞、镖、服饰、 、斧、锛、凿、锄、削刀、扣饰、镯、铃、镜、印章和钱币等，其中斧、锛、凿以及镯相对较多。铁器主要有矛、

斧、削刀等，另外还有铜柄铁剑等少量铜铁合制器。陶器主要有罐、高领罐、釜、豆、纺轮等，以罐和高领罐居多。玉石器和玻璃器主要为装饰品，有玦、璜、扣、管饰、珠等。漆木器发现较少，多仅剩漆皮。随葬品的摆放有一定规律，其中铜器和铁器多放在墓坑中部，陶器等多置于死者头部附近，各种装饰品主要位于生前佩带位置。很多墓葬随葬品出土时距墓底有一定的距离，少的几厘米或10余厘米，多的有超过30厘米。随葬品中多件金属器共同随葬时往往成堆摆放在一起，且上、下和周围常发现有一层黑色残留物，有些铜器取出后上面还印有明显的布纹痕迹。

墓地的考古发掘是陆良盆地有史以来第一次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从墓葬排列、形制以及出土器物看，薛官堡墓地与周邻有关文化遗存如滇池地区的滇文化墓地、曲靖盆地的八塔台文化墓地以及泸西石洞村和大逸圃墓地均有一定的联系。另外，部分墓葬还出土有一些年代较为清楚的汉式器物，如铜镜、铜钱、铁器等，结合此墓地有关碳十四测年数据，大体可确定墓地的年代为战国至西汉早期。薛官堡墓地是一处土著部族的公共墓地。墓地展现的文化具有较显著的地方特色，与滇文化及八塔台文化均有一定的联系，但存在一定的具体差异，因此墓地的发掘不仅填补了地域空白，而且对进一步完善西南夷土著青铜文化的谱系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由于随葬品中包含一定数量的外来文化器物尤其是汉式器物，因此墓地的发掘为研究西汉时期汉文化进入西南夷地区及其与土著文化的融合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对研究当地文化与周边其他土著文化的联系、交往等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