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红的传奇历程：从诞生之初就风靡全球，为何会陷入发展困境？

“祁红特绝群芳最，清誉高香不二门”。这两句诗将祁门红茶的特点和声誉完全容纳在内，可以说是对祁门红茶的最高赞誉和认同。在寒冷冬季，静下心来喝一杯祁门红茶，既暖身又暖心。今天，予言茶事就在一缕茶香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祁门红茶的前世今生，探究为什么一出世就火遍世界的祁红也会遭遇发展低谷，并以此为突破口，寻找近现代我国茶叶发展为何会一落千丈的原因？

一、祁红刚一创制就火遍全球

祁门自古产茶，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时期。陆羽在《茶经》中曾记载，茶叶生产“湖州上，常州次，歙州下”。按照当时的地理区域划分，祁门隶属于歙州。唐代杨华在《膳夫经手录》中记载：“歙州、婺州、祁门方茶制置精好，商贾所赏，数千里不绝于道路”。这说明，早在唐朝时期，祁门已经是比较重要的茶叶产地。

自唐以降，祁门当地多产绿茶，而祁门红茶的创制，这还需要等待漫长的1000多年。根据现有的资料记载，绝大多数观点认为祁门红茶的创制时间在公元1875年前后，创始人分别是胡元龙和余干成。光绪元年（1875），胡元龙在培桂山房筹建日顺茶厂，用自产茶叶，请宁州师傅舒基立按宁红经验试制红茶。经过反复实验，到光绪8年，也就是1883年时，日顺茶厂终于创制出色香味俱佳的祁门红茶。另据传说，在公元1875年前后，徽人余干臣自福建罢官回乡，在至德县尧渡街设立红茶厂，按闽茶制法改制祁红。

祁门红茶一经问世，就受到各方关注，经过茶号、茶巧、洋行的推广，远销海内外。1882年，祁门红茶在汉口开售，标志着祁红正式走出祁门，走出安徽，走向全国和全球。根据1933年《国际贸易导报》的报道，中国茶叶出口最鼎盛的1880~1887年，每年茶叶的出口总量超过200万担，只有1883年略少。多的年份甚至有220万担。其中，红茶的出口量占据了绝对多数。根据《中国茶业复兴计划》的统计，1883年红茶出口1571092担，1885年红茶出口1618404担，1887年红茶出口1629881担年红茶出口量占茶叶总出口量高达80%以上，由此可见红茶之兴盛。

祁门红茶是中国红茶的佼佼者，自创立以来，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荣获金质奖章，短短40年间就走到了茶界巅峰。当时祁红主要销往海外地区，尤其是欧洲。祁门红茶在英国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是上流贵族社会的奢侈品。

另外，根据1941年的《东南经济》记载：五口通商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突飞猛进，华茶输出，与日俱增。自1868年至1879年为兴旺时期，每年出口数额在100万公担以上，即以红茶一项，已达90万公担左右。从这个数据统计来看，红茶占据我国茶叶出口总量的90%以上，比《中国茶业复兴计划》统计的份额比例还要高。造成数据有所差异的原因，主要是统计口径略微不同，但在当时，我国茶叶出口量在200万担上下，这个数据基本属实，而红茶出口至少可以占到80%以上。

二、近代祁红为何一度衰落

根据1934年1月22日《申报》记载：

“近以华茶在海外市场，为日本印度、锡兰茶叶掠夺，向居国内贸易出口第一位之华茶，今已降而为第六位，输出数量，以近六十年计算，已减去二分之一强……由此可见我国产茶叶，外销衰落之一斑。”

而根据1934 年 4 月《国货半月刊》报道：

“祁门红茶，为我国出洋箱茶之最高庄，自湘鄂赣红茶遭败后，在海外市场与日印锡爪茶作最后挣扎者，仅持此祁红尚能保持原有地位，未即被其挤出耳。”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进入20世纪以后，祁门红茶的产销量出现了严重的下降趋势。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祁红产销一度跌倒谷底，受出口量锐减和价格低下等因素影响，祁红经营者、加工者、茶农等上下游环节均受严重影响。

分析近代祁红衰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祁门红茶海外出口销量大跌，导致祁红衰落

祁红创制后，海外销量突飞猛进。1880年红茶出口量160万担，1888年红茶出口150万担，这段时间是祁红出口量最大的一段时间。但自以后，祁红出口量就出现了明显下跌趋势。1890年，红茶出口量115万担，1900年红茶出口量下降到百万担以下，只有86万担。此后十年，红茶出口量从80多万担一路下降到66万担，期间虽然没有剧烈波动，但销量有减无增。1920年，是近代红茶出口最惨淡的一年，销量只有12万担，不及鼎盛时期的十分之一。虽然，后期红茶销量有所增加，但一直维持在20万担上下，不复当年盛景。要知道，祁红创制后，主要销往海外地区，在20世纪前几十年，红茶外销严重受阻，导致祁红逐渐衰落，走向低谷。

第二，祁红价格持续走低，影响茶农生产积极性

根据《国货半月刊》刊文记载：

祁红“数年因受世界经济恐慌影响，销场价格，均为一落千丈，前旧两载，受创尤大，茶商亏本，完全耗尽，本外帮在祁营茶叶者，咸告破产，茶工茶农，亦同遭困，向之露头角与欧美诸邦之祁门红茶，遂为灰，黄金色彩 ，颓然就衰......”。

20世纪初，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中国也不例外，受此波及，祁红价格持续走低，导致很多茶商血本无归，只能宣告破产。而祁门当地直接从事红茶种植和生产的茶农，更是贫困潦倒，连饭都吃不上。在这种情况下，茶农首先考虑的是温饱问题，仅有的耕地都用来种植粮食，荒山茶园无人管理无人种植，甚至挖掉茶树改植其他农作物。据《大公报》1935年6月1日报道，“山户鉴于今年茶产过剩，市价低贱，售价不敷成本，对于茶树，大都听其荒芜，致生产折减”。祁门红茶价格太低，连成本都保不住，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茶农和茶商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第三，民国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无心植茶

自清朝末年至民国时期，我国一直处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外部有欧美列强虎视眈眈，内部各军阀常年混战，致使祁门所在的徽州地区战事频发，社会动荡不安。老百姓为了保命，只能东躲西藏颠沛流离，根本无心植茶。而且，根据历史记载，民国时期，徽州地区土匪横行，严重威胁茶农和茶商的正常生产经营。根据1929 年《申报》报道，“著匪朱富润，由石埭窜入徽州祁门县属之历口集合，在历口纵火、焚烧商民房屋……全市洗劫一空……”。徽商中茶商不少，使得他们成为了土匪抢劫的主要目标之一。1934年《申报》就报道过祁门和浮梁交界地带土匪横行，阻断祁门红茶运销线路的消息。

第四，经济自主权低，无法保护茶农和茶商利益

民国时期，政府腐败无能，且受到西方列强的控制，在经济上没什么自主权。祁门红茶的定价权由洋人控制，而且各国对祁红进口增加大量关税。据历史记载，俄国进口华茶，需要缴纳300%的进口税（值百抽三百）。而法国在其殖民地越南进口华茶时，同样加大进口税征收标准，由原来“每市斤原征八角，现征一元六角， 每箱原征四十八元现征九十六元”，全部翻倍。这一举措严重打击了中国茶叶出口的积极性，造成红茶出口锐减。另外，民国时期国内苛捐杂税太多，祁门当地要缴纳的茶捐就包括：防务捐、保安队捐、清乡善后捐、保商捐、教育捐、公会捐、慈善捐、商会捐、营业税、飞机捐等等不下十数种，每担茶至少需要捐大洋2元左右。另外，祁红从种植生产到销往海外，期间要历经茶农、茶贩、产区茶行、茶客、茶号、 茶栈、洋行、外国茶商、茶店等环节，最终才能抵达消费者手中，中间环节太多，茶农和茶商价格太低，除去各项成本开支，利润微博，甚至会出现亏本情形。在茶商自己无法定价，茶农种植收益过低的情况下，祁红生产不可能快速发展，只能逐渐走向衰落。

另外，近代祁红生产衰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国外红茶种植生产规模逐渐加大，综合成本更低，挤占了祁红市场规模。比如印度，当时是英国殖民地，1886年茶叶种植面积只有30万英亩，而到1932年印度茶叶种植面积增加了51万英亩，达到了81万亩。因为印度红茶产量日益增长，英国从中国进口茶叶量逐渐下降，1897年，我国出口英国茶叶16万磅，到1900年，则下降到2.1万磅。印度出口则相应从5000磅迅速增加到15万磅。在此情况下，欧洲列强纷纷仿效英国，在自己的殖民地种植茶树，因为价格更低，利润更高。所以，祁门红茶的海外销量，在近代一落千丈，从1875年创制到1949年这70多年间，经历从波峰到谷底的历史画卷，而自新中国建立以后，祁红再次焕发生命活力，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