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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门古港遗址揭示古代温州人对茶的热爱

03-11

朔门古港遗址揭示古代温州人对茶的热爱

潮新闻 共享联盟·温州中心 连佳佳

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温州好,别是一乾坤。”这里,气候温润、钟灵毓秀,奔流瓯江,在山海交融间,孕育出璀璨的温州文化,也走出了闻名天下的温州人。

潮涌瓯江、浪花朵朵。浙报集团温州分社推出《瓯江浪花》专栏,与广大读者共飨文化生活、品读瓯越人文。

茶对于文人来说是一种高雅的象征。古人以茶会友,借茶言志,通过品茶、赏茶,感悟生活的美好与宁静。

静坐在江心屿宋园茶馆内,品一盏清茶,在氤氲的茶烟中,仿佛回到了那个诗酒风流的宋朝,与文人骚客一同品味春茶,吟咏春光。

江心屿有七口古井,最有名的便是海眼泉。泉水清冽甘甜,古时江心寺的僧人们常去提水煎茶,一时松烟缭绕,妙趣横生。古人题景诗云:“携钵汲寒泉,试将松火煎,自从谒赵州,不参五味禅。”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出土了不少茶具,不仅有温州瓯窑产的茶盏、执壶,还有当时文人最为推崇的黑釉盏,说明温州人爱喝茶的基因自古就有。

朔门古港瓷片堆积 在温州市区,春节期间有向客人献“元宝茶”的习俗,即在茶中放两枚鲜橄榄,不仅茶味清香,在黄绿色茶汤中漂浮着橄榄,形如元宝俗称“元宝茶”,含新年吉祥、发财的彩头。

瓯窑茶具盛极一时

宋代盛行点茶,将茶叶碾碎成末后,置于茶盏,以汤瓶点注,一边注入沸水,一边使用工具(茶筅或茶匙)击拂。电视剧《梦华录》的女主赵盼儿便是位点茶高手,在剧中大秀宋人点茶技艺。

当时士大夫流行斗茶,比谁的茶质量更好、点茶技术更佳。他们用色度、亮度、清浊度等来评判汤色。“点茶之色,以纯白为上真”,为了更好地衬托茶汤色的洁白细腻,宋人士喜用黑釉盏作为茶碗。“永嘉四灵”之一的徐照,曾收到一个质量优良的黑釉兔毫盏,欣喜不已,写了《谢薛总干惠茶盏》一诗,对黑釉盏的特点作了详尽的描述:

色变天星照,姿贞蜀土城。

视形全觉巨,到手却如轻。

盛水蟾输漾,浇茶雪片倾。

价令金帛贱,声击水冰清。

拂拭忘衣袖,留藏有竹籯。

入经思陆羽,联句待弥明。

贪动丹僧见,从来相府荣,

感情当爱物,随坐更随行。

在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出土的大量瓷器中,黑釉瓷盏占了一定比例,产地有庆元、建窑、遇林亭窑、吉州窑等,或有福清东张窑及本地文成西坑下产品。徐照提及的黑釉兔毫盏也在其中。

朔门古港遗址出土的南宋建窑黑釉金丝兔毫纹瓷盏 温州古称东瓯,“器择陶拣,出自东瓯”,瓯窑烧制的茶瓯,亦曾享誉全国。瓯窑不仅有适合斗茶的黑釉茶瓯,还有极具瓯窑特色的青釉茶盏、执壶。唐代瓯窑有一爆款茶器“玉璧瓯”,敞口,斜壁,以底足似玉璧而得名。用釉色淡青、晶莹滋润的茶瓯品茶,无疑是一种高雅的精神享受。

温州南塘街出土的唐代瓯窑玉璧瓯

朔门古港遗址出土的北宋晚期湖田窑青白釉瓷台盏 温州的海外贸易从唐代开始兴起,南宋时有了官方设立的市舶务,成为全国十大港口城市之一。大量的温州茶叶、瓯窑瓷器等商品从温州港出发,销往远销东亚、南洋甚至非洲、欧洲。想必有许多国家的民众都喝到了温州茶,其中很多人还是用温州瓯窑产的茶具喝的。

宋代温州有官方茶场

温州历来是产茶的重要地区之一,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土壤肥沃,雨水充沛,非常适合茶树的生长。《唐书·食货志》记载,浙产茶10州,55县,其中就有永嘉、安固(今瑞安)、横阳(今平阳)、乐成(今乐清)四县之名。

温州茶树的种植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西晋末年。那时中原士族南渡,将茶业带到了温州。唐代陆羽在《茶经》中引《永嘉图经》,说“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白茶山”极有可能指的是温州雁荡山。传说东晋永和年间,天竺高僧诺罗巨率三百子弟入雁荡山定居,在庭院内种植大茶树,“终年饮用不尽”。

诺罗巨在雁荡山修行时,谢灵运正好在永嘉任太守。相传他们曾经在江心屿与雁荡山有过多次关于佛法与玄理的交流。也有传言说雁荡山的茶种,是谢灵运从天台引入的。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雁山种茶人多阮姓,偶书所见》中写到“一雨雁山茶,天台旧阮家”。

唐代诗人卢仝在《茶经》中说:“温州无好茶,天台瀑布水、瓯水味薄,惟雁山水为佳,此山茶亦第一……同阳羡山芥茶无二分别”,可见在唐代雁山茶与阳羡茶比名,享誉四方。

宋代温州茶叶种植迅速发展。《宋史》记载:“崇宁元年,俄定诸路措置茶事官置司……其置场所载……温州以平阳。”当时宋朝官方共钦定茶场13个,温州平阳位列其中。绍兴三十二年(1162),温州各地产茶数额“温州永嘉、平阳、乐清、瑞安五万六千五百一十一斤”,几乎是台州五县所产的三倍。宋徽宗更是在《大观茶论》中称赞温州的茶叶“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

文人雅士喜茶,爱茶,尤其对温州茶叶推崇尤佳。诗人梅尧臣曾得到颖公送的雁山霄峰茶,提笔吟唱:“到山春已晚,何更有新茶。峰顶应多雨,天寒始发芽。采时林狖静,蒸处石泉佳。持作衣囊秘,分来五柳家。”许景衡在《寄仙岩元上人》诗中有“龙穴梅潭抱岭斜,忆曾同试雨前茶”的佳句。“永嘉四灵”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都是嗜茶之人,在他们存世的作品中,有50余首诗与茶相关。

茶叶出口突破4万担

1876年《烟台条约》签订,温州被迫开放。其实在此之前,列强各国早已看上了温州,多次要求开放温州为通商口岸,但被清政府拒绝。

乾隆五十二年(1787),英国曾派卡斯卡特来中国,要求扩大和中国的贸易。其指令写道:“如果中国皇帝允许划给英国一块地方,在确定地点时英国特别注意……靠近上等华茶的出产地——大约位于北纬27°到30°之间。”温州完全符合这两个条件。果不其然,温州开埠后,茶叶便成为本地最值钱的一项商品,稳居温州港出口货物榜榜首,最多的一年近四万担。

《烟台条约》后的温州港 为了提高茶叶出口量,温州下足了功夫。1878—1879年间,温州特别设立招商分局,主管茶叶等货物出口,同时派“永宁”轮常年行驶温沪线,定期往返航行。

光绪六年(1880年),宁波商人陆忠保在温州城区南门外花柳塘经营茶叶外销。同年又有宁波籍的高姓、从姓、李姓三商人合伙,在花柳塘开设名为“裕大”的货行,经营南北货,兼营内销茶、瓯柑、山货杂等。1893年,“裕大”货行在温州南门外创设了“裕成”茶栈,聘请徽州制茶师傅来温州指导,还雇佣了300名女工,专制外销茶,裕成茶栈所制箱茶运至上海转销国外,瓯茶在海外成功“出圈”。

清代茶行 “裕成”茶栈的成功吸引更多的外地茶商来温州开设制茶厂。温州相继有了“恒昌公”、“永泰祥”、“恒昌隆”、“许恒通”、“公仁昌”、“公和隆”、“老裕源”、“永记”等九家茶栈,茶季时各栈聘请女工总数达千人有余。当时,温州绿茶已由上海土庄栈转售给英商怡和、协和、锦隆等行,再运销英国及北非等地。

1893年,温州出口茶叶首次突破1万担,此后发展更是迅速,仅一年就又翻了一倍,突破2万担。在1925年迎来了另一个出口高峰,出口茶叶40940担,每担相当于100斤,那么这年出口的茶叶就有2000多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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