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丹与康有为：碑帖融合观的深度解析

09-25

金丹与康有为：碑帖融合观的深度解析

康有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碑学』『帖学』的概念，虽然此前有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提出南北两大流派，以及清人碑帖融合无意有意的实践，但最早明确提出『碑学』『帖学』这一概念的，在康有为之前确实未见。这个概念见于康氏《广艺舟双楫》，他认为：『晋人之书流传曰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为帖学宜也。』他又认为：『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他对于碑学和帖学的详细阐释，以及对碑学技法和审美的总结，成为清代碑学的集大成之作，在清代碑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译释历代书画名著译注丛书康有为撰康氏书法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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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碑学，一是属于金石学范畴，是研究金石碑版的历史、功能、形制、真伪的学问；一是以研究碑刻(特别是北碑)为主要师法对象的书法艺术流派的学问，这一流派称为『碑派』。需要强调的是，碑学是清代的产物，也可特定地称之为清代碑学，我们以阮元《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为理论标志，以崇尚北碑书法为重要特征，将此前以崇尚汉碑而以碑破帖的称之为『前碑派』，将此后崇尚北朝碑版为主的称之为碑派。所谓帖学，是清代碑学诞生后相对于碑派提出的概念，一是研究法帖源流、版本优劣和书迹真伪的一门学问；一是以研究魏晋名家(特别是『二王』)手札及其以后法帖为主要师法对象的书法艺术流派的学问，这一流派称为『帖派』。

康有为龙君墓志铭之一 1896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碑学的界定，历来有多种说法。一说专指北碑，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言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张宗祥《书学源流论》云：『自慎伯之后，碑学日昌，能成名者，赵之谦、张裕钊、李文田三人而已。』二说是指北碑和秦汉碑刻，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云：『通常谈碑学，是包括秦汉篆隶碑刻在内的。』三说是指北碑和唐碑，马宗霍《书林藻鉴》云：『嘉道以后，帖学始盛极而衰，碑学乃得以乘之……嘉道之交，可谓唐碑期……咸同之际，可谓北碑期……碑学不囿于唐、魏，而能远仿秦篆，次宗汉分，斯则所谓豪杰之士，固将移俗而不移于俗者。』笔者曾提出清代碑学的界定当是以『汉碑』为滥觞，以『北碑』为标志，如果没有这个标志作为分水岭来限定，元明人善篆隶者也能称为碑派？清初『扬州八怪』的以碑破帖也就没有必要称之为『前碑派』而直接称为碑派了。那么当代学虞世南、褚遂良等唐碑的也属于碑派？只有将『北碑』作为标志，才能准确给清代碑学进行定位，从而进一步展开碑学问题的讨论，而这并不是说将清代碑学的师法对象仅仅局限在北碑上。

而『碑帖融合』这一观点，晚年的康有为是有明确表述和追求的。在论述『碑帖融合』之前，我想先就『碑行』这一概念作说明，因为从康氏所存书法作品来看，他的碑帖融合属于碑行范畴。如果将行书进行分类的话，可大致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二王』行书(可称为『王行』)，一类是颜真卿行书(可称为『颜行』)，一类是碑体行书(可称为『碑行』)。所谓『碑行』，是在行书中融入了碑的写法，成为帖派行书之外的一种新的行书面貌，这是清代碑派诞生后相对于帖派而言的。碑行分为两个发展阶段，一是『前碑派』书家以汉碑之法融入行书，可称之为『隶行』，典型者如『从汉人分隶得来溢而为行草』的金农。二是碑派书家以魏碑之法融入行书，可称之为『魏行』，典型者如『行楷出入北碑』的赵之谦。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不能将清代『前碑派』和碑派诞生之前的行书及行书碑刻(含刻帖)包含在内，这是用于清代碑学诞生后的概念，并不包含帖派书家的行书碑刻。

康有为科葛微那泉歌 1905

我们发现，无论是汉碑还是魏碑，都难觅行书踪影，汉碑以篆隶入碑，魏碑则是楷书的化身，均与行草无缘。也就是说碑派书家要写行书，必于帖派密不可分，或将碑字动起来，或参以帖，而参以帖者，即可认为是『碑帖融合』。所谓碑帖融合(也可称为碑帖结合)，就是将碑派技法和帖派技法结合起来，融二者为一体，由于碑帖各自融入程度的多少，可能外在显示的面貌各异，有偏向于碑者，有偏向于帖者，总之，这些都属于碑帖融合。碑帖融合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与汉碑融合，一是与魏碑(北碑)融合，前者萌芽于明末清初，后者盛行于清代中晚期。而这两种融合，不拘泥于『碑行』中隶书、楷书与行书的结合，范围当更大和更广，碑帖融合的概念涵盖『碑行』，『碑行』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而已。

康有为不仅从帖派书法中继承行草书的笔法，认为『简札以妍丽为主，奇情妙理，瑰姿媚态，则帖学为尚』，还从北碑中找寻行草书笔法，北碑中的行草书是几乎没有或是罕见的，他从《张猛龙碑》的碑阴发现了数行略带有行草意味的字，他说：『碑本皆真书，而亦有兼行书之长，如《张猛龙碑阴》，笔力惊绝，意态逸宕，为石本行书第一。』这存世仅见的几行魏碑中的行书，恰似康有为的救命稻草，也属于有比无好了。

康有为晏几道临江仙 1912

一九一0年七月十六日，五十三岁的康有为在给弟子梁启超的书信中说：『至汝学书本极易，今之生硬乃由学分之故，然汝书之短在方笔多，不善转运，若书札能运圆笔更佳……若吾所好，仍以南碑《龙颜》及《石门铭》、诸山《摩崖》为超绝。若钞诗乎，则以虞、褚为妙。帖则小王及米尤为浓妙，大王难得佳刻者也。』这里明显看出康有为对于写手札、钞诗稿，当以帖学为妙，这是在《广艺舟双楫》基础上对写手札一类书法的进一步阐释。当然，晚年的康有为对帖学有所反思，因而从其言论中屡见对帖学的褒赞之辞。三十多岁的康有为见碑帖翻刻拓本尤多，提出『帖学大坏』，而晚年的康有为见碑帖及墨迹影印本尤多，于是发生感慨，在跋《王右军书半截碑》中认为：『据主人谓，此碑将来拟用欧美新法放大影印。二帖之体例既更，字形之大小又别，主人用心亦良苦矣。深望猛进弗懈，网罗王氏大小楷行草之全帙，以辅临池界之不足，则嘉惠艺林，津逮后学，亦岂徒小补哉！』先前是『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后来是『《半截碑》与《圣教序》，虽同是集本，而一如朝霞弄晖，一如奇花献瑞，行间字里，胥有不胜赞舞之妙』，其对帖学认识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晚年的康有为除了教学生北碑以外，也乐于教人学帖，如一九二○年冬，在《题潘若海遗墨》中对潘氏书法大加赞赏：『其书法亦安详、涵容、潇洒、高妙，自吾赠之《大观帖》出。』言语间充满得意之情。

康有为丁巳除夕赋呈乙庵尚书诗 1917

由此可见，康有为从三十一岁写《广艺舟双楫》提倡碑学，到中晚年重新审视帖学，思想逐渐发生着变化，如果仅以《广艺舟双楫》中的观点来论述康有为的书学思想，只能是片面的。但有一点，写手札这类书法，他一直是认为『帖学为尚』的，这点并无本质区别。

至于『碑帖融合』最为明晰的表述，他在晚年书写的一副赠甘翰臣的《天青室白行书七言联》的款中写道：『自宋后千年皆帖学，至近百年始讲北碑。然张廉卿集北碑之大成，邓完白写南碑、汉隶而无帖，包慎伯全南帖而无碑。千年以来，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汉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鄙人不敏，谬欲兼之。康有为。(又题)鄙人创此千年未有之新体，沈布政子培望而识之，郑叔问识而夺取，移赠翰臣，得人哉！』

实际上，他的这种想法，在他三十一岁写《广艺舟双楫》时就有所表露，他说：『近乃稍有悟入处，但以《石鼓》为大宗，钟鼎辅之，《琅琊》为小宗，西汉分辅之。驰思于万物之表，结体于八分以上。合篆、隶陶铸而为之，奇态异变，杂沓笔端，操之极熟，当有境界，亦不患无立锥地也。吾笔力弱，性复懒，度不能为之，后有英绝之士，当必于此别开生面也。』

康有为乙酉腊感怀写寄宪庵弟 1909

他还有诗云：『北碑南帖孰兼之？更铸周秦孕汉碑。昧昧千秋谁作者，小生有意在于斯。』一方面他的这种欲碑帖兼融的思想，可看作是他尊碑贬帖过于偏激之后的一种反省；另一方面说明他要担此重任，创造出碑帖融合的典范，开宗立派。实际上此前已有碑帖结合，既有汉碑与行书的结合，又有北碑与南帖的结合，只是他并不认可而已。康有为晚年碑帖融合的观念，使得他的行书更加具有了『碑行』的特质，这是他有意为之，而他此前的行书实际上已经有意无意中打上了『碑行』的烙印，他碑帖融合理念的提出，也是他长期实践的结果。当然，他『碑帖融合』的观点也不是孤立的，在绘画上，他同样主张『中西融合』，他对弟子刘海粟说：『西画之精新妙肖至工矣，然中画亦有独到处。向以为它日必有兼善之才，英绝领袖之者……它日从南宋大家精深华妙处成就之，则继郎世宁开新派，合中西之妙为大家矣。』

要实现碑帖融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具有帖学经历，二是具有碑学追求。要成功地实现碑帖融合，还必须使碑帖两者之间不是生硬的嫁接，而是自然的融合。康有为青少年时期的书法历程是属于帖学的，据其在《广艺舟双楫》中的自述，曾于王羲之、欧阳询、赵孟頫、欧阳通、裴休、柳公权、颜真卿、孙过庭、锺繇等书下过功夫。其后，康有为『壬午入京师乃大购焉。因并得汉、魏、六朝、唐、宋碑版数百本，从容玩索，下笔颇远于俗，于是翻然知帖学之非矣』，可见他由帖而碑的学书过程。经历长时间的碑学训练，他又反省自己，转而对帖学重新认识。据任启圣在《康有为晚年讲学及其逝世经过》一文中说：『近年余在康同璧家整理遗书，见有致某君书，谓前作《书镜》有所为而发，今若使我再续《书镜》，又当尊帖矣。前后颇矛盾。』实际上并不是矛盾，而是他书学思想的转化。

康有为邱菽园感怀诗 1900

前述任启圣提到的那封信札，即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康有为《致朱师晦书》，时年五十八岁，从中可看出他由尊碑转而崇帖的思想改变，康有为说：『又呈问书法体兼碑帖，与《书镜》尊碑不同，何其善问也。《书镜》以□所不备为主，至《书镜》尊碑，乃有为而发。仆若再续《书镜》，又当赞帖矣。观其会通，而行其典礼，一切皆然。无偏无过，岂独书耶！』

《书镜》即《广艺舟双楫》，也就是说，三十一岁的康有为撰《广艺舟双楫》时提倡尊碑，中晚年的康有为则意欲尊帖。从他思想转变的轨迹来看，早年学书于帖学，到青年转而碑学，再到中晚年反思帖学，对碑帖反复思考和实践的康有为最终主张碑帖融合，这种主张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强，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在《致罗掞东论书法书》中，康有为认为：『抑凡有得于碑，无得于帖，或有得于帖，无得于碑，皆为偏至。宋人书，变化淋漓诚莫如米，然亦得于帖而止。若夫今人谓学某家或某家某碑，无论其所学非其佳碑佳帖，即得佳者，而体格尽于前人一碑一帖之中，所谓一城一邑一官一职，其未足尽天地之量与神明之容，不待言矣。此所以千年之间，才士夆出，而成就只此也。千年中书家，可以此该之。』

康有为游存别墅春夏即事诗 1912

对于碑帖二者的不可偏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是在早年《广艺舟双楫》基础上的一次反省。康有为不仅对碑帖问题作出了客观的评价，还对碑帖融合问题提出明确的看法。

是不是大字行书可熔碑帖于一炉，而手稿不能呢？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关于在手稿中碑帖融合的观点，在康有为题跋中也有所显露，他在一九一八年《题郑叔问手写诗稿》中云：『郑大鹤先生，词章、画笔、医学，绝艺冠时，人所共知，惟寡知其书法。今观所自钞诗稿，遒逸深古，妙美冲和，奄有北碑之长，取其高浑而去犷野。盖自《张猛龙碑阴》入，而兼取《李仲璇》《敬使君》《贾思伯》《龙藏寺》以及《瘗鹤》。凡圆笔者皆采撷其精神，故得碑意之厚，而无凝滞之迹。所以写北碑之称者，赵撝叔、陶心云，然误法《龙门》，故板拙，撝叔晚亦写《郑文公》，乃有可观。然若叔问所作，以汉碑、北碑之本体，而寓南帖超逸之气，则近人所少见，所谓：鸾凤翔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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