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遗址揭示炎帝文化，北方人群南迁成因

炎黄之战，黄帝大获全胜，炎帝残部循着不久前刚刚败退长江中游地区的蚩尤溃军足迹，撤到豫西南丹江流域，苟延喘息后，又南下江汉平原，在汉水以东今随州一带重新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大约有1000 年之久，留下了特点鲜明的雕龙碑文化遗存。

豫西南丹江流域在公元前 4000 年以前是各种文化交汇的枢纽，文化面貌比较复杂，其中，半坡文化占据了一定的优势。换言之，彼时这里也是炎帝族群一块不大不小的根据地，而当公元前 4000 年炎黄之战后，这里的文化面貌一变而为西阴文化类型 ，这意味着原来炎帝的势力已经偃旗息鼓，逃之夭夭。

雕龙碑文化是主要分布于湖北随州、襄樊和河南南阳等地区的一支考古学文化，以地处汉水流域的湖北省枣阳市鹿头镇北武庄村雕龙碑遗址为代表。遗址总面积约 5 万平方米，时间大约在公元前4000 ～前 3000 年之间，文化堆积层很厚，上下叠压着 3 个不同时期的房屋建筑基址 21 座，贮藏窖穴 75 座，土坑竖穴墓 133 座，氏族公共墓地 2 处，儿童瓮棺葬 63 座，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等遗物 4000 余件。

这三个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经碳十四鉴定，一期文化大约在公元前4034 ～前 3780 年之间；二期文化大约在公元前 4034 ～前 3350 年之间；三期文化大约在公元前 3100~ 前 2700 年之间。

一期文化具有明显的后岗一期文化特点，一是鼎多，二是素面陶器多，三是盆类器较少。其中还发现有少数陶器与淅川下王岗仰韶时代一期陶器器形近似 ，说明蚩尤族群在涿鹿之战中惨败后，从中原地区逃至豫西南淅川下王岗一带，在此稍做修整后，又逃亡到了伏牛山以南的汉水流域。

二期文化既继承了一期的一些基本要素，如沿用同一块墓地和葬俗，沿袭某些陶器造型和制陶技术等，又出现了一部分外来因素，如半坡文化、西阴文化、大溪文化等，尤其是来自北方黄河流域的半坡文化因素在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可以说二期文化是融汇了南、北两大文化因素的杂糅性文化。南方的水稻、北方的粟都在这里引种，使这里的农业、家庭蓄养业都呈现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局面。

三期文化保留了二期文化的一些特色，但相关的遗迹、遗物并不多，其中加入了较多的仰韶时代大河村类型和屈家岭文化早期因素。

三期文化分布区域有所扩大，中心区域主要在鄂西北的襄樊、豫西南的南阳两个地区。

雕龙碑一期文化中后岗一期文化虽居主导地位，但其中也夹杂着一些半坡文化因素，如凹底宽带纹钵就是由半坡文化圜底宽带纹钵发展而来，是半坡文化向西阴文化过渡时期的一件特殊器物。半坡文化因素渗透至该区域，是在半坡文化过渡到西阴文化的这段时期。换言之，彼时出现在雕龙碑遗址中的半坡人就是炎黄之战后炎帝残部逃难的先行者。蚩尤和炎帝本是同宗同源，二者又同为黄帝屠刀下的逃生者，先到一步的蚩尤残部自然会抛弃前嫌，伸开双臂接纳这批死里逃生的同族兄弟。

或许是炎帝残部首批到达的人数不多，也或许是炎帝残部逃来时已至雕龙碑一期文化的晚段，总之，在这期文化遗存中，半坡文化的存在显得似乎可有可无，无足轻重。而等发展到二期时，半坡文化器物明显增多 ，炎帝文化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在雕龙碑遗址二期文化中发现的最具特色的建筑就是用火烧过后形成的红色住房遗迹。其建造工序是，先在地面上施火烧烤，使地面结成红、黑相参的坚硬表层，在此基础上筑起墙体，用火烤成红色，筑起屋顶，并将檀、椽涂抹泥层后用火烧烤。这样建起来的房屋不但坚固耐用，干燥防潮，而且通体都是红色，给人以赏心悦目之感。

《左传·哀公九年》说：“炎帝为火师。”

《淮南子·时则篇》称炎帝为赤帝，高诱解释说：“赤帝，炎帝少典之子，号为神农，南方火德之帝也。”

《世本·帝系篇》也说：“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也。”

炎帝“起于厉山或曰有烈山氏”，故炎帝又有“厉山氏”“烈山氏”之称。《帝王世纪》记载烈山在“今隋，厉乡是也”。《括地志》记载：“厉山在随州随县北百里，山东有石穴，神农生于厉乡，所谓厉山氏也，春秋时为厉国。”

雕龙碑遗址地处枣随走廊的枣阳境内，相距传说中的炎帝故里烈山仅几十公里。而该遗址反映出来的文化面貌、性质，也和半坡文化以及文献记载中的炎帝文化有着诸多的共同点。

上述雕龙碑二期房址的“红烧土”是由草拌泥堆垛而成，而其墙体和居住面则是用白灰泥涂抹而成。居住层表面还另敷有一薄层灰白色粉末。石灰烧制技术经过二期的运用和发展，到三期时更加先进。

三期房屋建筑中所使用的石灰，经检测为人工烧制，与现代建筑中使用的石灰性能几无差别。这是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人工烧制石灰。

在雕龙碑文化之前，半坡文化最早使用石灰。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一栋房屋的墙内壁和居住面就都抹有一层料姜石白灰 ；大地湾第九区发现的 25 座房址的居住面也大多采用的是白灰面。雕龙碑二、三期中的石灰遗存光滑细腻无杂质，与半坡文化中由料姜石烧制的粗糙、杂质较多的石灰明显不同。显然，雕龙碑文化石灰烧制技术是在黄河中游地区半坡文化料姜石烧制基础上的一种创新。

雕龙碑遗址的彩陶文化较为发达。其最初的彩陶是以写实的鱼纹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具象鱼纹开始与花纹结合或独立演变为几何纹样。 雕龙碑遗址早期出土的一块鱼纹彩陶碎片，就是通过鱼的一只眼睛，活灵活现地表现出雕龙碑人思考的状态。这只鱼眼比正常的鱼眼要大，用了明显的夸张和拟人化手法。炯炯“神”眼使人感到，人和鱼之间似乎在进行着一种神圣的交流。这块鱼纹彩陶碎片，显然与以鱼纹为主要刻画对象的半坡文化一脉相承。

相关科技人员曾对雕龙碑遗址所出 90 个人骨进行了鉴定，并对其中两个头骨的形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该遗址头骨在面部高度上与华北类型接近，人骨体质类型也更接近于以山东曲阜西夏侯和河南下王岗等遗址为代表的古代华北组，而与古代华南类型可能有着较为疏远的关系。

另外，雕龙碑居民中有部分人存在枕部畸形头现象，表现形式类似山东大汶口和西夏侯等地的畸形头；还有极少一部分人保留着拔牙风俗。显然，雕龙碑先民是清一色来自北方黄河流域的先民，既包括了来自海岱地区的蚩尤九黎后裔，也包括了来自华北地区的炎帝族群后裔。

后岗一期文化和半坡文化在雕龙碑遗址“合流”，既不是后岗一期文化的居民吸收了半坡文化因素形成的“合流”文化，也不是半坡文化的居民吸收后岗一期文化因素而产生的“合流”文化，而是有着共同族源和文化背景的两部分居民合并为一个新的文化共同体。他们举起了同一个祖先——炎帝的旗帜，在这个新的环境里，开始了一段劫后余生的新历程。

《逸周书》记载说，远古时候，百姓因为吃野菜、喝生水，采摘树上的果实充饥，吃生螺蚌肉果腹，所以经常生病，并受到有毒食物的侵害。在这种情况下，神农开始教导人们播种五谷，观察土壤的干燥潮湿、肥沃贫瘠、地势高低，看适宜种植什么样的农作物。神农还品尝百草、泉水，教百姓避开有害的东西，趋就有益的事物。

考古发现，雕龙碑先民的非正常死亡率是很高的。以上述雕龙碑遗址 90 具人骨为例，死于 15 ～ 35 岁青壮年期的，占比达 33. 8%；死于 36 ～ 55 岁中年期的，仅有 9. 9%。不见有 56 岁以上的老年。

未成年（14 岁及以下）死亡比例之高，令人感到恐怖，共计 40 个，占比达 44. 4%。尤其是 6 岁以下儿童死亡为 32 个，占到全部未成年死亡人数的 86. 4%。 雕龙碑先民的非正常死亡率，固然有吃野菜、喝生水等原因，但这部分人从北方仓皇逃到南方，不能一下子适应新的环境、新的饮食，应该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雕龙碑遗址出土了大量和炎帝作为神农身份相符的耒耜、五谷等遗物，而且这种遗物的数量和品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增多的。

在雕龙碑遗址发掘出土的 3000 余件工具中，大多为农业工具，如犁、耜、铲、锄、镢等，纺织工具如纺轮等也为数不少，占到了出土工具总数的 30%——这使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庄子》等对神农“耕而食，织而衣” 之类的记载。

值得一提的是，三期出土的工具数量是一二期总和的 7 倍还多，说明到三期时，雕龙碑文化的农业和纺织业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雕龙碑遗址发掘层中，随处可以见到散落在地面上的含有水稻颗粒的红烧土块遗存。而当时的住房建筑墙壁表层涂抹的泥灰，也都使用的是稻谷壳拌泥，表明水稻是彼时主要的农作物之一。

另外，在一些灶台附近，还发现了储存有大量粟、黍的瓮、罐等容器。这和上述关于神农教导人民播种五谷的记载如出一辙。

农业的繁荣带来家庭畜养业的发展。雕龙碑遗址出土家畜类动物遗骨约近 200 具。其中绝大多数为猪骨。彼时流行使用猪下颌骨为死者随葬，使用整猪祭祀。部分婴儿瓮棺旁发现埋葬有完整的小猪或小狗。

神农氏又被称为炎帝或赤帝，这一方面反映了他和南方有关，另一方面则蕴含着他善于用火为人类生存造福这一史实。但核心是发展农业，如焚烧山林、开垦荒地，以及烧造住房、熟食、取暖，等等。

用火制陶，是炎帝又一大功绩。《周书》云：“神农作陶治斧，破木为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 雕龙碑遗址的制陶业也比较兴盛发达，尤其是至第三期，陶器生产大多采用了更为先进的轮制技术，其生产的陶器种类之多、数量之大远远超过前两期。主要有容器、炊器、饮食器和葬具等。

与同时代其他文化相比，雕龙碑文化无疑更为先进，其原因除了地理位置特殊外，更主要的应该还有两点：一是作为原来黄河流域最为先进的文化——半坡文化和后岗一期文化的创造者和携带者，雕龙碑人本身就具备很深厚的文化底蕴；二是作为战败者的一方，他们能够潜下心来，韬光养晦，博采众长，创新发展，再加上地处南北文化交汇地带这一具有先天性优势的地理位置，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雕龙碑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并力压群雄，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摘自李琳之：《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有增删，因阅读流畅需要，删去了注释部分。

李琳之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9月

本书利用最新考古学研究成果，并辅之以文献学、民俗学、人类学、地理学、生物学等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上揭开了半坡、后岗一期、西阴、大汶口、红山、凌家滩、良渚、屈家岭和龙山等诸多考古学文化族属之谜，梳理出了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东夷和南蛮三大集团成长、发展、壮大，以及相互之间交往、冲突和融合的发展脉络，揭示了炎、黄、蚩尤及其之后颛顼至帝尧各族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首次系统地还原了早期中国诞生之前这1700年中国大地上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还原了中华文明滥觞、形成和发展的璀璨历程。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三部著作，构成了其从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个完整的上古史体系，是国内外第一套用考古学结合文献学揭示出黄帝至周初历史发展脉络的系列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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