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上期我们介绍了西周玉器的鉴定几个要素,这一篇文字我们谈谈关于西周玉器是如何分类的。
西周玉器的分类严格意义上还是在商代玉器分类的基础上进行的,总体不存在原则上的变动,只是在个别子类的内容上有所增加和减少。
青铜的冶炼技术经过夏、商两代的探索与运用,到了西周时已经逐步成熟了,西周也是一个青铜器的鼎盛时期,从目前的出土青铜器中可以证实,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几乎在当时所有重要祭祖、礼仪上所用的重器全由青铜器来充当,在庄严肃穆的青铜重器面前,玉器简直就是一件小玩意,所以,青铜器的出现和成熟,特别是加工条件和速度与玉器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对玉文化从神玉走下神坛,进入王玉阶段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玉质的礼器也就不再那么重要而神秘了。
现在我们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发源研究,一直到西周时期,对使用玉质礼器进行一次俯瞰式的浏览,你就会发现,随着奴隶制社会的逐步灭亡,封建社会的体制逐步完善,使用玉质作为礼器的社会功能也越来越低下了,发展到商周两代,绝对是孔老夫子所慨叹的那种“礼坏乐崩”的时代。
西周玉质礼器能够圈点的,大概只剩下玉璧与玉琮两种了。即使如此,如果纯粹作为个人的收藏行为,这两种已经开始没落的玉质礼器,仍是历代藏家追逐收藏的重点。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西周玉器的传世品数量稀少,再加上对玉质的讲究、对沁色的讲究以及对品相等各方面的讲究,促成了历代高古玉收藏者对西周礼器的追捧。
考古中发现,西周具有佩饰功能玉器的数量比商代要多,而且所呈现的样式也相对比较齐全。从工艺形式上分,仍可以粗略地分为片状、圆雕两种;如果进一步细分,从塑造形式上还有粗犷与细腻的区别。这四种特点的相互穿插组合,构成了西周玉器中佩饰玉的工艺特征。
仔细观察,有下面几点细节,需要每位收藏者仔细揣摩。
1、从现在能够观察到的西周玉器看,西周人在玉器的使用上,对美感的关注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片状佩饰玉的玉质,一般都要好于其他作品包括礼器的玉质。也许是因为好的材料不多,才会尽可能地采用这种方法,多多切片吧。
这种因材用玉的特征,从玉器制品的社会功能衰退的方面去理解,似乎更合情合理;同时,由于美玉装饰功能和无可替代性被普遍的认可,所以得到了另一种社会功能的强化,这也是一种必然。我们特别注意到,在我们能够观察到的范围内,西周时期的玉璧、玉琮、玉璋以及作为仪仗用的兵器如玉戈、玉钺、玉戚等,一般都是普通的材质,不见使用优质玉料,而片状佩饰玉件的玉质则普遍胜出。
2、由于上面所介绍的玉器社会功能有异,造成片状玉器更多属于佩饰器,纯粹的佩带装饰用玉,而圆雕的玉器则带有把玩、殉葬的作用,所以一般从功能上看,片状玉器的图案设计盘曲生动,雕工细腻复杂。而圆雕玉器的雕工相对简单,更加倚重于物品的写意,在造型的设计上直白生动,雕工的简约传神。
例如有一件西周中期的玉牛,1974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牛身圆润光滑,极具肉感,但无任何的装饰线纹。
从收藏的角度讲,不能说这种写意的收藏价值一定逊于片状佩饰玉,相反,在原材料紧缺的西周时代,圆雕玉器一定是一种用料的奢侈,否则,这件玉牛可以开出至少三片片状佩饰玉。
3、商代剪影式的片状造型设计风格,在西周早期玉器中仍然存在。这就是商周不分的犬牙之处。
最典型的是1974年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出土的玉兔,与商代妇好墓出土的那件玉兔神形仿佛,可以看出一种风格承续的渊源关系。
所以,在实际收藏意义上的鉴定过程中,这种商周犬牙型的流通玉件,重点在于真伪的判别,而不在断代。
4、大概是由于西周玉器更趋向于装饰化,也许目前缺少像商代妇好墓那样高级别的玉器出土,在我们视野的观察范围内,西周玉器的造型设计很具象,即使承续了商代剪影式的造型,也丝毫不脱离写实的轨道,商代的那种抽象造型即使在西周的早期作品中也不复再现。在商周玉器的交易鉴定中,这种现象完全可以作为断代的一个支持点而存在。
5、西周装饰器的另一个特点是,对既有的玉材在最大程度上加以利用。
换言之,对玉材的使用尽最大力量减小损耗,因此,作品的形体往往尽量根据玉材的尺寸大小而科学地设计,譬如鹿造型,可见的有这样几种:
1)、河南省三门峡市出土的一支侧身跑动姿势,正视,鹿角向上。
2)、陕西省宝鸡市出土出土的正身立姿,正视,鹿角向上。
3)、上海博物馆藏品出土的正身卧姿,正视,鹿角向前。
通过观察可以发现,西周鹿形仪片雕为主,造型中既有正视者,也有回首者,要注意了解,这些姿态都是同时存在的,并不能构成断代的主要依据。
鹿角的设计姿态,向上或左右延伸,鹿头的正视或回头,完全取决于未雕材料的形状,如同样一块长方形玉料,竖用,则雕出角向上的第1种侧身鹿;横用,料长雕出第3种的卧姿正视角向前;料短则雕出的卧姿回头角向上。
因此说,西周的匠人对原材料的使用达到了最佳的设计高度,仔细品味,除了可以得到一种新的欣赏感觉外,还能在这细微处找到断代新的支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