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的前世今生之一
贝丘伴邕江 螺香飘万年
——探访南宁新石器时代贝丘文化
曾有网友在微信上撰文描述南宁市中山路美食杰出代表之一的“炒螺蛳”时,专门从《全唐诗》中翻找出唐代诗人以“嘬螺”充当下酒菜的名句,认为古人食用螺蛳的历史至少有一千五六百年;还有的网友继续往前追溯,称西汉杂家文集《淮南子》所记“古者民……食蠃蛖之肉”中的蠃蛖即螺蛳或蚌类,由此可知“嘬螺”在公元前100多年就已得到广大食客认可。其实,不必费神翻查古籍,大家到邕江沿岸的贝丘遗址走一走、看一看,就会惊觉:原来我们的祖先早在距今10000—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以螺蛳等贝类动物为食,饱尝水产美味了。
傍水而生 蕴古藏珍
贝丘遗址,蕴古藏珍,蔚为大观。贝丘遗址是指远古先民捕捞各种水生贝类动物,剔食其肉之后,将其外壳遗弃并堆放一处,久而久之形成大小不一的贝壳堆积物。在这些堆积物中又夹杂着古代人类使用过的石器、蚌器、陶器、骨器等生产生活工具。按照潘其旭、覃乃昌主编的《壮族百科辞典》(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一版)对贝丘遗址的分类,依照其地理位置,可分为洞穴贝丘、河旁台地贝丘和海滨贝丘三种类型。在邕江流域发现的顶蛳山遗址、灰窑田遗址、豹子头遗址、石船头遗址等,均属河旁台地贝丘。邕江正是因为拥有数量众多的贝丘遗址而被誉为南宁古文明的源头、南宁的母亲河。
关于远古先民最早采捞螺蛳和蚌类为食的时间,张声震主编的《壮族通史》(民族出版社1997年6月第一版)推断为旧石器时代末期,该书“壮族渊源”记载:“瓯骆故地上的原始先民们……轻易地采捞这些螺蚌,用火加热后剔食其肉,丢弃其外壳,因而出现了众多的贝壳遗存。水中的螺蚌,数量众多,机动性远比陆上的动物小得多,采捞它们比较简易。这样采捞水中的螺蚌,就成了瓯骆故地上原始先民们的主要经济生活之一。”
贝丘文化的繁荣期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南宁的豹子头贝丘遗址等即形成于这一时期。邕江流域温润多雨的气候、面积广阔的浅湾滩涂、生长繁盛的植物以及快速繁殖的水生动物,为先民们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和丰富的食物资源。这里的每一处贝丘,就是一个我们先民的“史前部落大家庭”,具备原始生活的诸多基本功能,简朴、粗放而充溢着人间温情。《壮族通史》记载:“贝丘文化……是先民们在长期的实践中,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开创的一种有效的生产生活方式……按照不同性别和年龄的自然分工,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各个贝丘遗址,应是一个母系氏族的聚落点。贝丘既是他们的垃圾堆,同时又是埋葬本氏族死者的墓地,其居住地也应在贝丘旁侧,各氏族成员平时在一起劳动生活,死后一同埋葬在本氏族的墓地里,从而形成了别具地方特色的贝丘文化。”
历次考古发掘研究成果表明:贝丘文化是广西极具代表性的史前文化类型。从1963年广西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南宁地区进行文物普查时在邕江和邕江上游的左、右江及其支流两岸发现贝丘遗址起计,迄今已在本区域的邕宁、良庆、青秀、西乡塘、武鸣、隆安、横州、江州、扶绥、宁明、龙州等县(市、区)发现贝丘遗址近40处,约占广西发现的淡水类贝丘遗址总量的90%。这些遗址主要分布在大河的拐弯处,或大小河流汇合的三角尖嘴上,临江靠山,附近有开阔平地,遗址高出水面3至20米,在地表能看到大量的螺蛳壳堆积。南宁及其附近地区是广西贝丘遗址的主要分布区域,尤其以邕江流域最为集中,被视为广西贝丘文化的中心区域,也使这里成为岭南地区研究贝丘文化的学术重镇。特别是顶蛳山遗址已显示出清晰的地层关系,揭示了邕江流域贝丘遗址早、中、晚期文化的内涵和发展演进历程,对认识广西及南方地区史前贝丘文化的特征和内涵,构建这一地区史前文化的基本框架和序列,探讨史前华南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贝丘之美 凝固万年
邕江流域遗存的贝丘文化灿若繁星,令世人为之瞩目、为之惊叹。其中最为著名的贝丘遗址,当为顶蛳山遗址、灰窑田遗址、豹子头遗址、石船头遗址。据覃彩銮的《南宁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发现与分布》(《邕州考古》,广西人民出社2001年5月第一版)介绍,其他较具代表性的贝丘遗址还有天窝遗址、那北咀遗址、牛栏石遗址、青龙江遗址、长塘遗址、石船头遗址、凌屋坡遗址、南蛇坡遗址、龙颈遗址、长江岭遗址、青山遗址等。这些凝固万年的贝丘之美,怎不让人感叹邕江两岸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文明的福地?
顶蛳山遗址位于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新新村,拥有许多“之最”的荣誉,包括:广西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内涵最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遗存有广西最完整的史前人骨资料;入选1997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五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李珍撰《邕宁顶蛳山贝丘遗址》(见《中国文化遗产》杂志2008年第5期)介绍:顶蛳山遗址的文化堆积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为棕红色黏土堆积,不含或含少量的螺壳,出土遗物包括大量的玻璃陨石质细小石器、石核,少量穿孔石器和陶器等。第二、第三期文化遗存是顶蛳山遗址最主要的部分,两期的文化面貌总体上基本一致,如地层堆积中以螺壳和水陆生动物遗骸为主,有大量以屈肢葬为主的墓葬,遗物中有数量较多的蚌器,陶器、石器和骨器的特征基本相同。经济生活都以捕捞、渔猎和采集为主等。第一、第四期遗存与第二、第三期遗存在文化上有较大差异,而且第四期的土壤样品中发现有一定数量的稻属植硅石,可能已出现农业经济。
顶蛳山遗址是广西史前文化遗址中发现墓葬最多的一处,共清理墓葬331座,出土人骨骸400多具,而且葬式独特,尤其是肢解葬。这一发现表现了独特的埋葬习俗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为研究当时当地的社会结构和风俗习惯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此外,位于南宁市青秀区三岸园艺场南部灰窑田岭山脚的邕江北岸一级台地上的灰窑田遗址,位于南宁市青秀区柳沙园艺场(那坝村)西南约2公里的邕江左岸一级台地上的豹子头遗址,位于南宁市良庆区那黄镇那黄村北面约3.5公里的邕江南岸一级台地上的石船头遗址,均于1981年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文明密码 传承记忆
与顶蛳山遗址第二、第三期面貌相同或相近的文化遗存,在南宁的邕江流域以及周边县份有着广泛分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工作队等撰《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的发掘》(见《考古》杂志1998年第11期)中,依据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首次对这些远古遗存提出统一的文化命名——“顶蛳山文化”,并得到学术界认可。这是国内第一次以广西地名命名的一种史前文化类型,也是广西第一个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顶蛳山文化内涵丰富,特征鲜明,文化发展序列清楚,已成为研究广西地区新石器考古学文化的标杆。
《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的发掘》对顶蛳山文化的众多贝丘遗址作出共同特征归纳,包括:均以各种水生动物遗骸——螺壳为遗址的主要堆积,并包含大量的陆生动物遗骸;都处于相对集中的分布范围;都有相似的地理位置,一般皆面河背山,位于河流拐弯处或两河交汇处的三角嘴上;有相同类型的器物组合,陶器多为手制,器类较单纯,以敞口、束颈、深腹、圜底的罐和敛口深腹圜底釜为主,并有少量高领罐;有相同的埋葬习俗,盛行不同类型的屈肢葬;有相同的经济活动和生活习惯,捕捞和狩猎是先民们共同的获取食物的手段,农业经济的痕迹则不明显,采集仍占有较大比重。
自邕江流域贝丘遗址的考古发掘开展以来,众多学者、团队对顶蛳山文化的研究涉及人类学、动物学、植物学、生态学、医药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生产工具学、饮食学、殡葬学等诸多学科,可谓生机勃勃、未有穷期。例如,顶蛳山遗址发现成排、有规律的柱洞,表明其为长方形干栏式建筑,这在广西史前考古中首次得以确定,称得上建筑学中的一大奇观,对探讨广西史前人类的居住形式及干栏建筑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此外,贝丘遗址中发现的各类文化遗存如石器、骨器、蚌器、陶器以及建筑遗迹等,无不体现出古人类的聪明与智慧,其器物选材、造型及制作方式体现了当时的生产生活状态,也证明了我们的先民在新石器时代逐步掌握较高的制作技艺。
如今,南宁市还在顶蛳山文化主题的文创产品研发、文旅融合等方面进行创新开发,不断取得新成绩。位于南宁市邕宁区茶泉大道201-2号(南宁园博园区西南面顶蛳山田园风光区内)的南宁市顶蛳山遗址博物馆,是群众了解与求索顶蛳山文化的一扇窗口。作为专业类博物馆,该馆展览设有序厅、先民与贝丘、聚落与文明、富足与惬意、生命与天堂5个单元。主要展出顶蛳山遗址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石器、骨器等古迹文物,展现珠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贝丘文化的发展时序和南宁古人类文明。该馆结合遗址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的定位特色,充分利用考古遗址公园的场地优势,积极设计、开发了以考古体验为核心内容的青少年研学课程十余门,开展了近百次研学活动,大受欢迎。该馆2020年获评“南宁市首批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2021年获评“自治区级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的缩影。文物古迹是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支柱,是名城之名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遗址是一个国家或城市的历史文化载体,具有发扬和传承地域文化的重要价值,是我们的宝贵财富。贝丘遗址及其发掘的各类珍贵实物遗存是南宁历史记忆的物质载体,其蕴藏的文化密码已经深入我们的骨髓,并将传承下去。
懂得欣赏过去,才能更好地拥抱未来。南宁市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作为不可复制的稀缺文化资源,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科学和文化内涵,是提升南宁历史文化品位的重要基础之一,是公众了解考古学、古人类学和环境生态学等学科知识、追溯人类文明起源、认同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场所,对于提高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增强南宁当地居民的民族自豪感等具有重要的作用。(记者云亦云 摄影:记者潘浩 梁枫 宋延康 赖有光 莫岚远)
(作者:云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