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罗素眼中的中国问题

《小憩》

罗素在1920—1921年做北大的客座教授期间，亲历了不少的人和事，回国后写了一个《中国问题》的集子，至今读来仍不失为远见，引发些许感念。罗素对中国，对异质文明，总体上是抱着宽厚之心和欣赏眼光的，并不存在他所每每批评的那种“不信基督就是野蛮人”的岛国式的foolish idea。

他说，中国人保留了西方工业文明后丢弃的最为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他们保留了---而工业化国家却没有保留---那种享受文明的能力，说笑的闲暇以及沉浸在阳光下和哲学讨论中的愉快”；“天性的幸福或生活的快乐，是我们在工业革命和生活环境的重压下丢失的最重要而又最平常的东西之一。但它在中国却很常见，这是我欣赏中国文明的重要理由”（见何兆武等主编《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第85，100页）。

也许，此时被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社会异化问题所困顿的罗素先生，初到尚未被现代西方文明完全惊扰的中国，一切都那么让他耳目一新，唤起他牧歌般的想象。在他看来，当时中国社会尽管满目创痍，军阀割据、民不聊生，但相对于在经济利益驱动下高速运转的西方世界，一个工业主义、军国主义、传教狂热、势力扩张等“现代性”十足的世界，中国人能够在一种维系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品味生活、享受文明，的确让他欣赏有加。泰山轿夫间歇时坐成一排，取出烟管，相互逗乐，似乎忘记人间苦难的场景，让罗素发现了一种西方文明丢失已久的享受生活的“美感”。当然鲁迅先生对罗素描述的这种忘记了苦难的“美感”很不以为然，他读出来的是麻木不仁和逆来顺受。

罗素眼里的这种“美感”在西方昨日世界也曾有过，早在清教徒时代之前就已流传于欧洲的木屋和花园中。欧洲文明的进步和效率破坏了这种欢乐祥和的美感。罗素的感叹让我们想起了米兰.昆德拉在小说《慢》中类似的描述：“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啊，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儿去了？民歌小调中的游手好闲的英雄，那些漫游各地磨房，在露天过夜的流浪汉，都到哪儿去了？他们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捷克有一句谚语用来比喻他们甜美的悠闲生活：他们凝望仁慈上帝的窗户。凝望仁慈上帝窗户的人是不会厌倦的，他幸福。”（米兰.昆德拉《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或许，在他们看来“凝望仁慈上帝的窗户”这样的具有美感的生活只存在于未被工业文明膨胀的速度所碾碎的“前现代”。阳光下的闲暇漫游，谈笑嬉戏，讨论哲学，乃至动人的爱情，都与速度、效率和进步无关，这些故事只能发生在林中小路、木屋花园以及贵妇人叮叮当当的马车上。也就是说，都与“慢”有关，是“慢”的乐趣。

罗素把西方文明中享受生活乐趣的丢失归结为西方人的“精力过剩”，而把国人的悠然自得视为天性中的温良恭俭让。他说，西方世界把自己的繁荣建立在对弱小民族的压迫与掠夺的基础之上，中国不是通过伤害其他民族，而是靠自己的努力和优点享有自己的东西。在我们干扰他们之前总体上他们保持一种和平生存和快乐生活。的确，我们中国人天性笃厚友善，历来不喜欢依靠武力扩张来实现自己的财富积累。泱泱大国，物华天宝，取之不尽，用之不皆，送都送不完，何须做鲸吞狗盗之事。郑和下西洋正值西方扩张之时，有人叹息，为什么我们的郑和成不了哥伦布，尽是一路歌声，一路馈赠，而不是火枪开路，敛物占地？所以，极目远望，水天一色，郑和整了整衣冠，带着慷慨与坚定，带着礼品和皇恩浩荡上路了。主要目的是把天朝的博大精深带给那些洪荒蛮夷之邦，去化之、柔之、感之、召之。让他们怀揣恩典，沐浴雨露。从1405年到1432年，郑和七下南洋，带去的是绸缎瓷器、铜钱樟脑，带回来的则是香料油膏、奇禽异兽，除增添宫廷装饰和好奇心之外，并无多大市场需求。这种既非掠夺又非贸易型的经济，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终究抵不过维系庞大舰队的开支。因国库亏空，把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舰队调回内陆，在大运河上做些押运南粮北调的差事，从此天朝断停止了航海活动。有一时期大臣们的供奉发不出来，便用西洋带回来的胡椒、苏木之类的替代。有人说，明代东南沿海就已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大概是唐伯虎点秋香，卖身为奴式的资本主义吧。

罗素最有价值的提醒是，中国文化的疆域迟早会被西方文化碰撞的，中国未来必然走向现代文明，但千万不要走西方世界的老路，在进步与效率的步伐中丢掉最为宝贵的传统价值。他担心，未来的中国面对现代化会有两种危险：一是全盘“西化”，民族价值特征被磨灭，这无非是多增加了一个不知疲倦的、聪明的、产业化的、军事化的国家而已，这些国家正在折磨着这个不幸的地球。二是在对抗外来侵略的过程中，被逼到一条除了军备之外，一切都强烈排外的保守主义的道路上。罗素的两个担心不是多余的。检讨百年中国风云，在开放与守护之间，在“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浪潮之间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是一个世纪的大课题。罗素在80几年前已给我们作出了善意而睿智的提示。

无论怎样，我们都有充分理由相信罗素当年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预见：“全世界都将受到中国事务进展的影响，无论好坏，在今后两个世纪内，中国事务的进展将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同上书，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