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1960年代手稿以1286.85万元成交

2月3日下午，41件共221页周作人散文杂文手稿及他于1963年写就的一卷《为罗孚书自作诗长卷》手稿在嘉德拍卖。42件作品中，《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从猥亵的歌谣谈起》两件流拍，《为罗孚书自作诗长卷》拍出92万元的价格，是所有作品中价格最高者，其他手稿的价格从十几万到四十余万价格不等，共拍出1286.85万元人民币。

41篇文稿有的用深绿色和淡绿色稿纸，有的用红色普通格子纸或荣宝斋稿纸书写，字迹工整美观，鲜有修改痕迹，周作人本人的说明不多，编辑的加工和批注更少。这些手稿据考证，为周作人在1960年至1965年之间投稿给香港《新晚报》的手稿，为《新晚报》创始人罗孚多年间的珍藏。

此批手稿用纸对比 （图片来自“展玩”）

从嘉德公布的手稿目录来看，这批手稿中有近十件都是谈论吃食，笔力所及之处不光是故乡的美食，还谈及日本美食，周作人写在北京一直连续住了四十多年“时常还记忆起故乡的吃食来，觉得不能忘记”。在《闲话毛笋》中，他写因为有“肥甘”，而中了“思乡的盅惑”，“主要是食品里的笋，其次是煮熟的四角大菱，果子里的杨梅。”《陆奥地方的粗点心》从日本的菓子谈起，谈日本寺庙的风土人情和有趣的见闻，最后落笔在“我在茫然的望着给风吹起聚集拢来的落叶，心里却在想着专称寺起原的悲哀的故事”。《吃茶》中，周作人则一一例举自己喜欢的茶，除常饮的龙井外，碧罗春、六安茶、太平猴魁偶有尝鲜，又对苦丁茶与香片一一品评。

《闲话毛笋》部分内容

绍兴特色食物，让周作人魂牵梦萦。他这样写道：“主要是食品里的笋，其次是煮熟的四角大菱，果子里的杨梅。”《闲话毛笋》里写家乡的毛笋、淡笋之类，是“从头不宜出行的”、“请他们坐飞机也不行”。《略谈乳腐》一篇也从绍兴风物引入，谈及这一方小物的滋味，进而又涉及诸多有趣故事。

《略谈乳腐》手稿

周作人对茶也非常钟情。1964年1月27日发表在《新晚报》的《吃茶》，即为他写过的诸多有关“茶”文字中的名篇。他谈从小喝的“本山”茶，价钱便宜，又叫“平水珠茶”。还提到适宜吃茶时品尝的茶干，写道：“昌安门外有一处地方名三脚桥，其地有豆腐店曰周德和者，制茶干最有名。寻常的豆腐干方约寸半，厚三分，值钱二文……周德和的价值相同，小而且薄，几及一半，黝黑坚实，如紫檀片。”

《吃茶》部分内容

文章中提到“碧螺春”“六安茶”“太平猴魁”偶有尝鲜，又一一品评了“苦丁茶”和“香片”。其中那一句“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成为文化人士频频引用的佳句。

《书房里的游戏》《老虎桥杂诗题记》回忆的是儿时读书的经历。从三味书屋，到会稽东湖学堂、南京水师学堂，再到北京西山碧云寺，周作人就如他笔下那个“常有四方之志”的绍兴人，走过不少地方。他漂荡了大半生，心心念念的仍是故乡。

手稿目录

当代知名文化学者钟叔河曾大力推荐周作人的文章，裘士雄与其有过几次通信，感受到钟叔河对其作品发自内心的欣赏。

早年留学日本的周作人涉猎广博，不但通晓日文，还精通英文、希腊文。这也使得他特别重视日本文学与古希腊文学，尤其晚年花了很多精力研究这些领域。裘士雄认为周作人在小说、散文创作，日本、古希腊文学的翻译，以及民俗学研究领域，有着不可忽视的成就。

《希腊小喜剧》部分内容

这在周作人寄给《新晚报》的这批文稿中，得到了印证。比如涉及古希腊文学的就有《希腊小喜剧》《爱说诳的人》《塔伊斯与格吕刻拉》等。另外多有时评、史论类文章。最长的一篇要数《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有一万三千多字的篇幅，是周作人1963年11月应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约请而作。

“现在青年最要紧的是行， 不是言”，认为与他观点类似的钱玄同是“新文化运动中主张反礼教最为激烈的”（《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

常常从时事说开去，比如“九十个攀登阿尔卑斯的最高峰”（《现代的诺亚方舟》），又因南越吴廷艳事件而“对东南亚的佛徒有些兴趣，略加考察”（《爱罗先珂所说的缅甸佛教徒》）。

周作人与钱玄同，早在日本师从章太炎时就结下了友谊，文章追忆两人的深厚交往，多处引用钱玄同书札，颇有史料价值。周作人特意请人抄录副本投寄到香港，可惜最后未被刊出。

《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部分内容，有周作人的批注

周作人对于自然界的动植物也十分费心研究。因为北京动物园有“科摩陀龙”到来，而考证龙是“一种巨大的爬虫，是壁虎的一族”，“会得要死，而且也还是可以吃的”（《现今的龙》）。因为现今人们倾向于“自然伦理化”，而创作《蝉的寓言》《向日葵的神话》等，考证它们历来被怎样赋予了人格化的特征。

周作人在1949年以后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到了1960年代以后，周作人的生活愈发拮据，他在给朋友曹聚仁的信里写道：“人民文学社派人来说，每月需用若干。事实上同顾颉刚一样，需要五百一月，但是不好要得太多，所以只说四百。以后就照数付给。”又说“因为负担太重太多，所以支出太巨，每月要不足百元以上，这是我拮据之实情”。

曹聚仁知道他的窘迫处境，因而在1960年代初期介绍他与香港《新晚报》的创办者罗孚认识。在1960至1965年间，罗孚邀请周作人在香港《新晚报》撰稿。后来罗孚辑出部分手稿内容，于1970年代初在香港出版了《知堂回想录》。1993年，罗孚通过香港朋友把《知堂回想录》中所有手稿捐赠与中国现代文学馆保全。现在存留下来的这些，计有周作人创作于1960年代初散文杂文手稿41篇221页，及1962年《为罗孚书自作诗长卷》一卷。是《知堂回想录》之外散文手稿中的选粹，也是罗孚自己多年间的珍藏。

周作人手稿

1963年11月17日，罗孚趁到北京出差之际，与潘际坰一起到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拜访，这是他与周作人唯一的一次见面，《苦雨斋访周作人》中记录了这次会面：“八道湾周家进门有一个院子，院子中有一两株高大的老树。那天是阴天，院子显得阴暗，进了屋，屋子里更阴暗。老人穿的是短衣，不是长衫，不是‘不将袍子换袈裟’的袍子。宾主都客客气气。……老人又是问一句答一句，没有滔滔不绝。这样也就不可能坐得太久，半个钟头左右就告辞出来了。”

周作人八道湾十一号的住宅

罗孚很珍视周作人的手稿，如曹聚仁在致周作人的信中透露的：“非有人抄副本不行，罗兄要保留原稿的。抄副本得花一笔钱的。”因此，周作人的手稿得以完整地保存。

这四十多篇著译文稿有一半未能发表，原因大概是：或者篇幅太长，或者寄去太晚，罗孚等编者已经没有了安排发表的时间或权力，或者因为文章内容有不适宜地方。

对《新晚报》拖延刊载《知堂回想录》的原因，罗孚解释：“一个原因是我还有顾虑，怕他这些尽管是回忆录的文章依然属于阳春白雪，不为晚报的一般读者所接受；另一个原因是要看看他对敌伪时期的一段历史是如何交代的。后来见他基本上是留下了一段空白，这才放了心。”

周作人晚年的三位香港朋友，除了曹聚仁、罗孚还有鲍耀明。鲍耀明时为香港三井洋行经理，他与周作人之间长达七年的通信最早公开。1950年代，新加坡南洋商报社在香港中环旧东亚银行九楼的驻港办事处，周作人便为“垦创社”的《热风》杂志撰稿，同仁有曹聚仁、朱省斋、李微尘等。也是通过曹聚仁，鲍耀明认识了周作人，二人交往的通信和日记，成为研究周作人晚年生活的第一资料。鲍氏不断从香港寄来生活物资及海外书籍，成为老年周作人的莫大慰藉。

周作人的手稿一直被收藏家们关注，藏书家韦力在《我错过的周作人手稿》一文中有写到过：

周作人算不上书法家，但我却很喜欢他的字，这其中的原因应该有多种，我觉得其中一条比较关键，那就是自己的字太过丑陋。2011年之前，我先后买到周作人的书法作品十几幅，他的手稿我也买到了两幅。我在这里专门把2011年作为一个转折年，是因为从这一年开始，跟周作人有关的所有物品价格大涨。这种涨幅有点平地而起的意味。以我的这点经济实力，以及心理承受能力，都不能与之相匹配。此后的几年，周作人的墨迹我再也没能得到过。这次涨价的原因，源于嘉德的那场拍卖会。

2011年秋，嘉德上拍了一组鲍耀明所藏的周作人手稿，数量是16件，这么大量的周作人墨迹同时出现在拍场上，这是第一次。以往我觉得，自己所藏的跟周作人有关的书法作品已不是少数，颇以此自矜。那天我很高兴地在嘉德公司，把这批东西细看了一遍，也听到了这批东西来源的八卦故事。这些八卦颇有趣味性，但可惜双方关涉之人都还健在，我当然不会冒失地都说出来。我们还是接着说这16件拍品。16件中仅有一件不是周作人亲笔所书者，这一件是沈尹默给周作人的书斋所书的匾额，当然就是那有名的“苦雨斋”三个字，而恰恰这一件，是我最为喜欢者。当然就想像着，把这件匾额挂在我的书房里，那是多么有趣的一件事。冷静下来，觉得不太对味，等书友们来我的书房看书时，人家会认为我太过“托大”：你以为挂上“苦雨斋”，你就是周作人了？这么一想，就放弃了购买的心思。此匾额最后拍到了65万，能卖这么高，我也没能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