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润州、苏州又下”,可见在茶圣陆羽的眼里,唐时杭州所产的茶叶,也就一般般而已,但在这“一般般”中他却特别指出了“钱塘生天竺、灵隐二寺”,说明当时两寺的禅茶已有一定的知名度。
北宋时,上天竺寺的“白云茶”和下天竺寺、灵隐寺一带的“香林茶”已成岁贡佳品。元丰二年(1079年),上天竺寺住持辩才大师因年老求静修,退居清净幽僻的龙井寿圣院。弟子们在寺旁的狮峰山麓开山种茶,播种辩才带来的白云茶种子,开启了龙井种茶、制茶的历史。但这种茶在当时只是山野草茶,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
北宋时期,社会上流行的是饼茶,龙井所产的散茶(亦称草茶)当然不入时尚,何况此时饼茶的采造技术已臻极致,并孕育出了煎茶、点茶、分茶等丰富的茶饮文化,这些都是初起于民间的散茶所不能比拟的。
当年的名公雅士,唯咏龙井泉润峰峦之秀而不及茶,就很能说明这一点。连辩才自己接待贵客时,也用小龙团而不用自种的茶,赵抃在《致辩才》中写道:“龙泓(即龙井)亭上点龙茶”,辩才又在《和赵抃》写道:“几度龙泓咏贡茶”,说的就是辩才和赵抃的故事。赵抃与苏轼均为辩才至交,南宋时三人曾被供奉于一祠,号“三贤祠”。
有人望文生义,认为“龙茶”即龙井茶,其实赵抃在诗序中已经写明:辩才是“以小龙团迓予”。“龙茶”应指“小龙团”。“小龙团”是宋朝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瓯)北苑贡茶院生产的皇家贡茶。
宋以来,全球气候趋于寒凉,浙江顾渚贡茶院的茶树被大批冻死,故宋时贡茶院南移至福建。北苑贡茶的采造极其精细繁杂,先要选择出上等嫩叶,细碾成末,用罗纱筛除粗梗杂质,掺入龙脑等香料膏油调匀,然后捺入各种形状的模子里制成茶饼,“其制有大小龙团、带胯之异”(故亦称团茶)。等茶饼干燥后,再用香膏油把茶饼的表面涂刷一遍,使其呈现蜡样光泽(故亦称蜡茶)。这种贡茶“惟充贡献,民间罕见之”,但皇帝会分赐大臣贵戚以示皇恩浩荡,辩才的小龙团很可能就是这些达官贵人转送的。葛岭宝严院的怡然禅师曾送给苏轼禅院自产自制的“垂云茶”,苏轼回赠的就是大龙团。
饼茶不仅昂贵,而且掺杂的香料油膏尤为清雅之士所厌恶,因此两宋之时虽然上层社会仍崇尚饼茶,社会时尚仍以饼茶为贵,但老百姓可不管这些,廉价且具纯正茶香茶味的散茶得到了他们的青睐,很快就在民间普及开来。浙江正是最早流行散茶的地方,北宋欧阳修的《归田录》中就有“草茶胜于两浙”的记载。元朝时,至少在南方地区,饮用散茶已成主流,元人王祯就曾指出:“南方虽产茶,而识此法(指用饼茶点茶)者甚少。”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龙井所产之茶脱颖而出,元人虞集对它已有极高的评价:“但见瓢中清,翠影落群岫。烹煎黄金芽,不取谷雨后。同来二三子,三咽不忍嗽。”初萌的龙井茶芽头,一芽未展似枪,一叶初展似旗,故俗以“旗枪”称之。
龙井茶之鲜香源于其“嫩”,采摘不过谷雨,清明前者尤佳。然万事过犹不及,过早采摘的茶,因营养物质未及积淀,冲泡起来淡而无味,毫无鲜香可言。做人亦如此,没必要事事赶早,顺应“天时”才是成功的王道。
清初,“色香青郁”的龙井茶已被视为“无上品矣”,乾隆帝六下江南而四至龙井,观茶、品茗、作歌,其亲手采摘过的18棵茶树亦被封为“御茶”,养护至今。龙井茶之名由此日益显赫,终以“色绿、香郁、味甘、形美”之“四绝”,名列全国十大名茶之首,雅号“绿茶皇后”。
龙井茶独特的“淡而远”“香而清”的品质,甚至被赋予了哲学的意味。清人陆次云就称龙井茶喝起来似乎淡而无味,但回味间却有一种“太和之气”弥漫于齿颊之间,故赞之曰:“此无味之味,乃至味也。”“无味之味”和“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一样,体现的正是道家至高的“无为”境界。
这种“太和之气”,颇合江南文人、禅师的清雅之尚,却难得重口味的北人认可,乾隆皇帝曾创“三清茶”加以调和推广,即在明前茶中加入梅花、佛手、松子仁一起冲饮,但成效似乎不大。一直到清朝晚期乃至清末民国,京城茶市中最畅销的仍是味道香浓的“香片”(即茉莉花茶)。震钧即称“都中茶,皆以末丽杂之,茶复极恶。南中龙井,绝不至京,亦无嗜之者”,崇彝亦称“北京饮茶最重香片,皆南茶之重加茉莉花熏制者”。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化之异趣由此可见一斑。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