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的香炉与唐朝的华丽宗教香炉不同,它更加朴实简约,装饰清新自然,展现出淡雅的审美风格,与以往的香炉完全不同的艺术面貌和气质。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宋朝是一个文化繁荣的时期。继承了汉唐的传统,开启了明清的新纪元,是社会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风貌转变的重要时期。
两宋时期,统治者致力于改变唐末五代时期武力扩张的弊病,抑制武官的发展,将文官作为皇帝依靠和倚重的对象。尽管与辽、夏、金等国家有过摩擦和对抗,但总体而言,国内政权稳定,社会长时间保持和平安定的状态。
近百年的安定时期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物质文明和经济文明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巅峰。
宋代的政治环境、阶级变动、文化空间、日常生活和工艺生产等因素对香炉的设计、制造和接受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正是在这个独特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文化中,宋代香炉才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审美特征和艺术面貌。
宋代的香炉造型多样,款式丰富。根据主要的造型特征,可以将其分为六类:仿生类香炉、多足型香炉、类球形香炉、仿古型香炉、单足香炉和长柄香炉。
这六类香炉有些是对前代香炉造型的继承,有些则是宋代人在全新审美选择和艺术思考下进行的创新。
不论是延续发展的香炉,还是出现在两宋时期的新型香炉,都体现了宋代人文思想和审美力量的积淀。正是这些思想内涵赋予了两宋香炉不可忽视的地位,使其成为香炉发展史中的重要一环。
狮子香炉的出现,本就与宗教文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唐代的狮子香炉是佛教文化代表,饱含着对佛祖的敬意,但是在宋代造型中却全然不见前朝的威仪之态,狮子形象更具亲和力。
表面上宋代狮子香炉造型的改变,是对用于表演的贡狮形象的写实刻画,内在却展示出狮子走出宗教隐喻,成为中华瑞兽的意义转向。同时狮子香炉也从佛堂与皇室中走出,走进平民生活,成为娱乐把玩之物。
除去狮子香炉,宋代香炉中还有很多模仿禽类造型的香炉,如鸳鸯香炉、鹤形香炉、鸭形香炉等。这些禽类作为最先为人类所驯服饲养的动物,与人类关系密切,同时“尚祥”文化的传播使得它们拥有了吉祥的文化含义,成为广受欢迎的动物形象。
如鸳鸯是爱情坚贞的象征,鹤代表着高洁隐逸,鸭子则因为古音为“甲”而被予以科举之“甲”,祝愿前程远大之意,同时其亲切可人的模样更增添了人们的喜爱之情。
在宋代仿生型香炉之中鸭形香炉最为流行,宋人称其为“香鸭”、“宝鸭”、“鸭炉”等。在宋人诗词中也经常见到它们的身影,如谢逸《如梦令》中曰:“金鸭晚香寒,人在洞房深处。”范成大的《西楼秋晚》记道:“晴日满窗凫鹜散,巴童来按鸭炉。”
李清照的《浣溪沙》中:“玉鸭熏炉闲瑞脑,朱樱斗帐掩流苏,通犀还解辟寒无。”无论是白天黑夜,鸭炉长燃,与宋人相伴。宋人的诗词中频繁出现的鸭形香炉,不仅是文人书房与女子闺阁中的常见之物,也成为他们愁思忧绪的寄托之处,
鸭形香炉在造型上并没有太大变化,早在汉代就已成定式,香炉整体铸造为鸭形,放置在浅口平盘或者深口盆上。
两宋香炉在材质上有金、银、铜、陶瓷和石制等多种类型,装饰手法也呈现丰富多样的面貌。金银材质较软,具有较强的塑造性能铸造出多样的造型和纹饰,所以宋代香炉中形体较大,或是仿生度较高的香炉都为金银材质。
而石制和陶瓷材质的香炉由于自身材质的限制,在造型上不能有太多变化,只能做成基本的形制。对于这种情况工匠们,只能将装饰的重心则转向了器身表面,运用刻、划、剔、贴、绘、印等多种手法创造出个不同的美。
对于一个产品而言,实用和审美主要的两类功能,在满足了实用功能的基础上,两宋手工业者为了吸引更多地顾客,抢占市场,开始吸收其他艺术门类或是手工艺的造型方法,不断地推陈出新。在此环境之下,宋代香炉的装饰工艺也具有了新的装饰题材和纹样。
以陶瓷香炉为例,吉州窑烧造的香炉,炉身常以木叶或剪纸作贴花,图案多变且都独一无二。从磁州窑出土的香炉,则可在炉身或是炉口宽沿部分看到密密麻麻的小圆点,这类名叫“珍珠地划花”的纹样,来源于宋陶瓷工匠对金银工艺中“錾花”的借鉴。
制造过程中,他们用细管状工具在胎体空白处印满细小圆圈,圈圈点点各个相接,主体的图案在密集的图形衬托下更为引人注目,整体上显得疏密有致。此外,两宋时期新出现的釉上彩,这种在烧制的胎体上直接绘制图案的工艺,则吸收了两宋绘画艺术的特点。
充满着禅蕴雅意的画被描绘在香炉上,进入千万家庭。从整体上看,两宋香炉的装饰题材有着清晰的类别,在这些题材类型中,植物、动物和几何装饰图样皆未有太大的变革,只是在两宋艺术的影响各题材在形象表现上略显新意。
但是釉面装饰却在两宋时期得到了新的发展,各类的釉色丰富了香炉的艺术风格,裂纹开片等特殊的工艺手法也为香炉带去了全新的审美风貌。除了装饰题材的变化,两宋时的装饰工艺融汇各类工艺手法,创造出新的装饰风格。
宋代香炉的装饰呈现出清新的自然之美。无论是对动植物纹样的刻化,还是对充满缺陷美与偶然美的窑变与开片的保留,都体现对自然的顺应,显得灵动生趣。
《山海经传.南山经》
《大理崇圣寺炉考》
《弥勒经变中》